改革红利将释放 土壤修复千亿市场亟待挖掘

　　“十三五”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降到6.2%

　　蔡昉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有十几个季度连续低于过去35年平均水平，虽然这不是新常态，但至少是一个常态的变化。他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平均潜在增长率逐年下降，但是可以通过改革创造新的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

　　经济学家们对于未来10年乃至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是什么样纷纷进行预测。有的经济学家比较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还有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也有经济学家非常悲观，按照他们的预测，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回到了3%左右的增长速度。

　　蔡昉用事实指出了这些观点和方法存在的漏洞，他提出可以按照潜在增长率法测算中国经济未来走势。“也就是中国经济有什么样的潜在能力实现什么样的增长。潜在增长能力是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包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程度、资本积累的程度、土地供应的程度、环境能够容忍程度，以及生产率的提高潜力。”

　　他认为，按照这种方法，影响经济发展的第一大要素是人口结构问题，也就是人口红利。在2010年之前，中国人口的变化呈现的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增长速度快于其他群体，“过去人们认为这是就业压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保证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劳动力充分的供给为实现更高的储蓄率，投入更多的资本创造了条件，因此潜在增长率是很快的。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1995年到2010年这15年间是10.3%，和实际增长速度差不多。”

　　但是，201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到达了峰值、最高点，在这个峰值之后的2011年、2012年、2013年以及从今以后，劳动年龄人口是绝对的减少，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企业最切身的体会就是招工难、民工荒。“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了劳动力供给不那么充分了。这个时候企业虽然可以用机器人去替代劳动力，但是成本非常高，没有足够能力的企业就会遇到报酬低减现象。同时，生产率的进步也就减慢了，我们测算‘十二五’时期平均潜在增长率是7.6%，2012年、2013年的经济增长数据印证了这个测算是基本准确的。”

　　未来中国经济增速是不是可以稳定在7.6%呢？蔡昉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我们预测，到‘十三五’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进一步降到6.2%，这个预测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发展阶段，以及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一特殊的国情。”蔡昉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是供给方因素造成的。“我们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已经很自然的减弱了，如果仍然以为是需求方的问题，继续采取刺激需求的老办法是没有意义的。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经济增长能力下降，他们一直以为是需求方的因素，因此，努力地从需求方去刺激，结果没有产生任何效果。那日本过去20年是失去的20年。安倍政府如果继续采取这种办法，日本会失去第三个十年。”

　　蔡昉指出，虽然潜在增长率是不能被超越的，不应该用刺激需求的方法去超越目前的潜在增长率，但是也不是无能为力，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潜在增长能力，增加劳动力供给，增加资本积累，“这个办法现在已经有了，那就是通过改革来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也就是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依靠改革红利。”

　　蔡昉举例说明，改革是如何实实在在带来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根据统计，今天中国的城镇化率是53%，这里面包括了农民工。但是，要知道，这些农民工是没有户籍的，真正具有城市户口的人的比重只占全国人口的36%。36%到53%之间这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就是那些进了城打工居住下来但是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

　　有人认为，农民工既然已经在城里工作了，改革户籍制度和不改有什么差别吗？蔡昉认为，差别还是存在的。“因为他们没有城镇户口，就不会预期长期在城市待下去，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养老、没有子女义务教育的充分保障，就不能预期长期在城市稳定的工作，因此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是不充分的。有的学者做了测算，大概农民工在城市平均滞留的年限只有9年，那从十几岁的农民工开始到60岁退休这是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城镇只有9年，就是因为户籍制度问题制约了劳动力的供给，使得我们劳动力短缺。”

　　蔡昉强调，户籍制度改革应围绕着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来展开，这样可以直接带来改革效应，叫作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第一，让农民工在城市更稳定得到了社会的保障，可以保证一个更充分的劳动力供给，直接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第二，继续保持农民工从农业生产率低的部门向城镇生产率高的部门的转型，这是生产率提高的源泉。第三，是和需求方有关系，因为农民工就业更充分了，社会保障更充分了，收入分配就会得到改善，而他们的消费是一个巨大的需求来源，因此可以提高需求因素中的消费因素，使宏观经济更加稳定。“因此，面对新常态我们要做的一件事，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从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

　　改革红利将释放 千亿土壤修复蛋糕

　　二季度GDP企稳态势已经比较明显，东部发达地区显示了较强的转型动力，中部地区投资增长较快产业承接较为顺利，有效的对冲了房地产滑落的影响，有问题的可能是部分人口红利(如沈阳)资源红利(如太原大庆)消散较快的地区，这显然不是依靠注水能够改善的，另一部地区则主要是地方债务负担过重，整体而言稳增的效果开始显现，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势必开始向更深层次的调结构开始倾斜。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实体的“利润走廊”开始显现，我们判断主要是几个因素推动，其一是PPI开始逼近转正的窗口(比如煤炭、有色)，其次是去杠杆的过程中部分企业的产能退出，短期建库存的意愿不足导致短周期的产能缺口出现拉动价格(比如化工)，第三是是部分产业的技术转移和渗透开始加速(比如机器人、晶圆、苹果产业链等)，最后是稳增长和与民生有关的支出带动了相关投资品的需求(如高铁、区域内的基建如东北)。这几个要素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而是有起伏有叠加，当叠加的时候市场表现就比较乐观，当起伏的时候市场表现就比较纠结，但大趋势是重要的，那就是28个月的PPI下降趋势的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企业利润的“甜区”，在企业成本没有上升以前，这个“甜区”一旦和较为宽松的流动性相结合(即使是衰退性宽松)都可能成为估值修复或者成长重新估价的契机。

　　问题可能来自如何看待先行指标的下降？我们分析中采和汇丰非制造业PMI的下滑主要来自房地产销售萎缩带来的连锁效应，特别是反映在存货和就业两个子项上。我们认为在棚户区改造可以吸收相当一部分就业的情况下，救市既不必要，也缺乏合理性。真正需要关注的可能是部分地方政府因房地产销售的下滑带来的收支恶化。因此我们判断8月份的市场将重新被改革所主导，我们提示投资者注意这样一个变化，本次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的会议是下半年的第一次，罕见的没有对上半年工作进行肯定性地评价，而关于央企高管薪酬、强势媒体集团打造、高考制度改革在60条中并未出现，显然是针对新的形势变化提出的明确要求，这意味着下半年重点领域的改革将加速甚至不惜付出一些代价，而显然“打老虎”赢得的民意和上半年7.4%的增长给了领导者这样的信心。

　　我们认为八月份的市场最大主题将是改革红利释放驱动经济转型。换言之成长股和蓝筹股的分野并不重要，轮动的依据来自改革和转型的事件驱动。而流动性支持市场在更多方向上拓展投资弹性。如果说6月份的关键是防御7月份的关键是修复那么八月份的关键在于弹性。改革中的弹性来自大集团—小公司的对比，来自价格回升和股价的对比，转型的弹性则来自大市场、大订单和小行业、细分龙头对比，来自小公司对大资产的收购。

　　对于改革红利，释放最大的可能将是土壤修复的千亿蛋糕。我国土壤污染现状不容乐观。2014年公布的土壤污染调查公报显示我国土壤污染情况结果不容乐观。实际调查面积是630万平方公里，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从污染分布情况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

　　资金、盈利模式与政策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污染底细不清、资金短缺成为我国土壤修复行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我国当前土壤修复项目和资金大多数依赖于政府，土壤修复产业缺乏完善的盈利模式，进而难以将其成本费用化。目前仅有少数的商业化项目将土壤污染修复的成本负担交由土地开发商承担。政策法规上，我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尚在制定中，法规层面上仅有《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等少数标准型文件，且多处于意见征求和报批阶段。政策法规层面上的指导和监督的缺失使得我国土壤污染修复行业尚处于无序状态。

　　我国土壤修复市场处于起飞前夕。根据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公报数据，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目前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20.27亿亩，我们由此推测有待修复的耕地污染面积约3.9亿亩，我们保守推算全国耕地修复成本接近4万亿，这还不包括城市宗地修复，我们根据调查公报样本点估算其空间有7000亿。土壤修复行业近两年约维持200-300亿规模，江苏省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日前发布报告预测，从2014年至2020年，国内土壤修复市场规模可达6856亿元，土壤修复市场面临巨大的市场空间。今明两年政策将陆续出台，市场启动在即，市场很热、介入公司越来越多，未来会是大浪淘沙的过程；污染治理应立足循环经济，全产业链、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成为重中之重。行业各方对国内环保产业前景充满信心，E20环境平台作为主办方发布《中国环保产业发展展望-面向未来五年的环境产业战略地图》，其中对未来五年国内环保产业做了乐观预测。

　　结论是，数据的公布是巨大进步。土壤修复需要解决资金、法规标准等多重困难。预计土壤污染治理将以保护为主，小部分地区的修复具有试点色彩。开展土壤修复工程，提供药剂，销售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监测设备的公司，能够从中受益。另外，与大气、水污染治理不同，土壤保护法律仅仅是草案，正式出台仍需时日。相关的污染评价、修复技术规范、修复效果评判等标准比较缺乏。资金和法规的到位，是土壤修复全面开展的先决条件。

　　龙头正在崛起，上市公司开始布局，推荐维尔利。国内土壤修复企业可以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集设计与施工于一身的全能型企业，比如永清环保、建工修复、杭州大地环保、高能时代等；第二类是土壤修复专业技术类企业，比如铁汉生态，桑德环境、维尔利、东江环保具有土壤修复技术储备；第三类是科研院所；第四类是外资企业，包括日本同和、英国ERM、澳实分析等。目前国内龙头企业在土壤修复领域形成了一定的项目经验和规模优势，比如北京高能时代、建工修复等。在土壤检测领域，可关注聚光科技、天瑞仪器、华测检测。科研机构很少涉足工程环节，外资企业受到政策的限制，外资公司很少涉足我国土壤修复工程业务，而侧重于场地修复的咨询业务。上市公司中，我们首推向综合型环保集团转型的维尔利、龙头企业桑德环境，关注碧水源、天瑞仪器。

　　土壤修复政策体系预计3年内出台

　　我国土壤修复政策体系近年才开始建设，且尚不完善。相比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的治理政策支持，我国对土壤污染治理问题关注起步晚，《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虽然于2013年已经提交国务院审批，但至今没有发布。俞正声在2014年两会的工作报告中建议尽快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重大修复示范工程，立法小组组长王树义预计3年内将出台。

　　从2006年开始展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之后，我国陆续出台了多项和与土壤污染相关的政策文件，如下表所示。2008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仅仅提出了到2010年以及2015年建立土壤污染管理体系的初步意见。随后在《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以及《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中进一步提出了详细的规划指标，包括重点防控省份及企业的确定，污染防控指标的确定等。

　　《土壤环境保护法》和《土壤污染防治法》也还在立法规划之中。2014年3月土壤环境保护法规起草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环保部副部长强调加快《土壤环境保护法》起草工作进程，已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一类项目。目前土壤环境保护法规起草专家组已经汇报了《土壤环境保护法》起草过程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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