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施亮：中国税负为何降不下来？

　　高税负，是当下中国的一大特点。根据前几年《福布斯》推出的“税负痛苦指数”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在2012年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我国的幸福指数排行为全球112名，排名相对落后。显然，上述数据已与过去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存在很大的背离。

　　论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普遍的老百姓多半会处于“被平均”的状况。然而，在官方统计的亮丽数据背后，我们却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即我们需要缴纳多少税负呢？

　　以广州为例，一位月薪1万元的白领，在五险一金中，他个人需要缴纳的比例分别是养老保险8%、医疗保险2%、失业保险0.5%，住房公积金平均约12%，合计约占总数的22.5%。除此以外，扣除五险一金所需要缴纳的费用后，再行扣减个人所得税，则该白领最终实收的工资略高于7000元。换言之，五险一金及个税占比他工资总额接近30%！

　　假如该白领把全部的工资用于生活消费，那还将牵涉到各种各样的税负。其中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等，而间接税负或将高达其工资总数的45%以上！

　　多年来，中国税负过高的问题已经引发了社会的思考。然而，在实际中，我国税负依然存在着“易涨难降”的局面。

　　谈及涨税，我们很容易会联想起前不久的油价消费税上调。

　　2015年1月12日，在我国成品油价格宣布下调的同时，财政部再一次提升了成品油消费税。随着本轮成品油消费税的上调，这也是自2014年7月份以来，我国第三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

　　事实上，鉴于接连的成品油消费税的上调，却未经多部门的审核，更没有公开听证过社会的意见。不过，对于减税乃至免税等政策，则需要相关部门进行长时间的规划，而后才能作出具体的决定。如此一来，从提案到政策的最终落实，多数会经历漫长的等待。

　　再以差别化红利税征收为例，2013年1月1日，我国实行了股票差别化红利税征收政策，并拟对持股1年以上的投资者，实行税费减半的举措。然而，从本质上看，该政策却属于典型的“明降暗增”。

　　具体来看，虽说对长期投资者给予税费减半的优惠，但是对于持股不足1个月的投资者而言，却需要缴纳20%的红利税。至于持股周期在1个月至1年的，则维持10%的红利税不变。显然，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税费实质上是提升了，而真正受益者却为数不多。

　　显然，高税负已然大幅增加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社会消费能力的提升。不过，对于普遍老百姓而言，他们更关心的，还是在于他们缴纳的税负究竟怎么用？用在哪里？

　　近年来，网上流传出一个段子，即“我们缴纳着全世界较高的税负，却享受了全世界偏低的社会福利。”

　　不可否认，多年来，即使普通老百姓为社会贡献出不少的力量，累计缴纳的税负相当庞大，但是，在实际中，仍然存在部分老百姓无法享受到合理的社会福利。更有甚者，其退休后的养老金竟然达不到每月100元的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虽然我们长期处于高税负的状态，而各种各样的“税”已经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面对如此巨额的税负水平，却仍然无法弥补我国庞大的养老金缺口，或最终不得不延迟我们的退休年龄来缓解这一养老矛盾。

　　按照初步方案，拟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

　　有评论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且目前实行的退休制度需要与其它成熟国家接轨。因此，结合当下庞大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延迟退休是必然的趋势。

　　有数据统计，当前我国养老金储备规模仅为GDP的2%。而从各地区的养老金储备状况来看，普遍存在空账率高企、缺口持续扩大的趋势。至此，延迟退休被认为是弥补养老金庞大缺口的主要应对策略之一。

　　对此，笔者认为，高税负必须要与高福利形成正比。同时，延迟退休并非弥补养老金缺口的唯一方法，而大规模裁减公务员数量，精简机构才能有效缓解我国财政支出的压力，从而有利于降低养老金的缺口压力。

　　在国内，大学生热衷于报考公务员，每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持续高居不下。显然，在公务员福利优厚的大背景下，也直接促发了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热情。

　　实际上，中国的公务员队伍相当庞大，其中不仅包括了各类社会团体、还包括了各类的民主党派等组织，涉及的机构非常繁多。而在每一项机构部门的设置中，又可以分拆为多个小的机构，累计涉及的公务员数量多达千万级别之巨。

　　虽说基层公务员的薪酬相对低廉，但是在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中，如果每人每月平均发放2000元，则累计下来，又是一笔天文数字。

　　除此以外，对于部分公务员而言，其隐形的福利诸多。就以备受争议的三公消费为例，就有民间机构统计出过去几年我国三公消费的年均花销总额高达9000亿元以上。其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就消耗财政费用高达上千亿元。

　　如今，我国再度以养老金双轨制破除为由，为普遍公务员加薪。同时，再行引入了职业年金制度，又恐将沦为了变相的福利工具。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机构异常繁多，人员非常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其需要耗费国家一年多少的财政费用？而当这些公务员退休后，却又享受着高于普通老百姓的退休福利，那对国家来说，又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如果我国对机关事业单位采取精简机构、裁减人员的策略，再把节省出来的钱部分补贴剩余的基层公务员，以提升其工作的效率。与此同时，再把大量削减后的资金成本补贴社会养老金，逐步填补庞大的养老金缺口。那么，如此一来，老百姓的福利能够得到适度的保障，又能够缓解一定的社会矛盾，可谓一箭双雕。

　　笔者郭施亮认为，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我们不期盼能够享受很高的社会福利。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只要把高税负降下来，把社会贫富差距拉近一些，把社会公平性提高一些，那么他们就会很容易感受到幸福感。

　　从税收的结构上来看，我们国家各个税种对国家税收结构的贡献不一样的，贡献最多是增值税。我们国家税制结构大概流转税要占到65%，所得税占了25%，其他的占到10%左右，这是基本的结构情况。作为企业来讲，我们国家流转税形成的特点，90%的税收是由企业缴纳到税收部门的，企业主要承担到政府缴纳税收业务的责任，直观反映我们交税负担比较重，企业第一要花大量的精力在这个事务上，但企业缴纳不等于由企业负担。

　　新常态下税收制度的新常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1、减少或者至少不增加生产经营环节的税收；2、更多的向收入、消费、财富征税；3、我们通过这一系列改革使流转税和所得税的双主体税制名至实归；4、使我们税收制度合理化，并在未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鼓励创新，调节收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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