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叫停打车软件是懒政

　　租车、专车APP应用软件的争议从未平息，我们应该能否够找到一种模式既监管好APP，又能达成市场利益共享。

　　中国的互联网打车、用车软件引发一片争议，一些城市已经取消，1月10日《新京报》报道，北京、济南、青岛等10个城市叫停了滴滴打车、易到用车、快的打车等公司的专车服务，并把专车定位成“黑车”。12月25日，上海市交通委也宣布查扣多台滴滴专车，并给予罚款。

　　APP应用软件颠覆一个行业，正如电商有可能颠覆传统商业零售行业。通过软件提供点对点、各种层级的用车服务，一旦所有的消费者都适应了这一模式，传统的出租车公司、租车公司，将成为这些平台公司的下游重资产配套性公司，做大蛋糕非常困难的前提下，一条鲶鱼的进入意味着蛋糕的重新分配。《商业周刊》去年2月报道，加入Uber或者Lyft这些互联网租车公司的司机在出门时不得不隐藏Uber手机和贴标，以免激怒传统的出租车司机。

　　为了保障传统公司的利益，也为了维护出租车牌照、出租车资格证书的溢价，恰逢Uber等公司在运营中出现问题，一些政府对在线叫车应用软件Uber等动刀。

　　2014年12月24日，韩国检察官日前指控Uber违反了韩国国内的交通运输法。法国内政部决定从2015年1月1日起禁用Uber私家车拼车服务UberPop，因为这个平台允许没有运营资质的司机在注册Uber司机账户后，为其他乘客提供收费较低的拼车服务；在印度，由于Uber司机涉嫌性侵，Uber司机背景的审查流程遭到质疑和指责；在波兰，Uber的合法性也频频被质疑。去年底，台湾地区的交通部门表示，Uber只持有提供信息服务的许可证，而没有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的许可证，将在台湾对其禁用。

　　没有证据证明，打车软件比目前的出租车系统更不安全，即使出现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更严格的监管加以解决。滴滴打车公司副总裁朱平豆表示，滴滴专车车辆、司机、乘客之间信息透明，通过信息平台、计价系统，实现计价和付费。易到用车高级副总裁于瑞卓表示，易到平台使用的车是通过正规租赁公司租到的有运营资质的车辆，司机是通过劳务公司招到的，易到这个平台代劳务公司对司机进行资格审核、培训、考核，有一整套服务管理体系、打分体系，每个月实行10%末位淘汰。能够通过培训而获得资质的司机只占参加培训人数的50%，考核是非常严格。

　　关键在于，目前的一套社会管理系统、利益分配系统是适应传统的非智能终端社会的模式。如果要改变目前的出租车与专车、租车模式，意味着法律法规要全盘改变，意味着要建立适应互联网终端的、即时的管理模式，同时对建立在传统模式之上的出租车、租车等公司建立稳妥的退出甚至补偿机制，甚至要考虑到出租车司机的数量与生活出路。

　　因为管理滞后就阻止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是不现实不明智的。去年12月，Uber覆盖了50国的250个城市，虽然遭遇极大的困扰，公司仍然受到投资者追捧，估值高达400亿美元以上。12月17日，Uber宣布接受百度的战略投资,双方达成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在技术创新、开拓国际化市场、拓展中国O2O服务方面展开合作，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依托Uber、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齐聚商务租车领域。

　　叫停租车软件、专车软件的做法不靠谱，Uber、快的、滴滴的诞生有现实的市场需求，即使政府喊停了一家软件公司，还有更多的软件公司诞生，这些公司靠创意与科技解决了城市公共交通的不足，满足了从出租车到高等级专车的不同消费需求，政府改变租车、专车市场的管理，让各方谈判获得各自的市场，是必要之举。

　　软件公司必须让出部分收益。1月13日，Uber宣布将为提供服务的城市市政府提供当地的业务数据，以此帮助城市实现更加高效、智能的管理，这一服务从美国波士顿市开始。

　　取消滴滴、取消Uber是不明确的，是懒政的表现，将会降低社会的运行效率，社会管理只能适应形势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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