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绍译：“黄牛党”创造财富?

　　“黄牛党”这个称谓流传已久，虽然很多人对之深恶痛绝。但我是比较喜欢“黄牛党”的。

　　2008年正月十七，我从湖南老家赶往北京，长沙火车站人山人海。我想，要亲自排队买张去北京的卧铺票肯定绝非易事，谁都知道春运期间“一票难求”！当我正在发愁时，一个“黄牛”走过来问我要票吗？一问价格，才知道去北京的T18次软卧上铺标价为506元，他要价1000元，并说现在供不应求，不搞“讨价还价”。无奈之下，我买了一张。

　　回到北京，我认真分析了“黄牛党”现象后，得出一个结论：“黄牛党”创造了财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就像应该感谢给我们提供其他服务的人一样。

　　为什么说“黄牛党”创造了财富呢？

　　尽管我花1000元买了一张原本标价506元的车票，但我认为，只要是自由贸易（在交易过程中不存在任何欺骗和胁迫），就必然产生新财富，而这种新财富为交易双方共享。也就是说这张标价506元的车票以1000元成交时，对于“黄牛”来讲，它的价值是低于成交价的，即相当于“标价加排队工钱或从其他途径取得的总成本（假定为600元）”，但对于我来说它的价值绝对是大于1000元的（因为我的时间1小时至少值200元，去排队3小时未必能买到票）。按照这一假定，我和“黄牛”的交易产生了600元以上的新财富，“黄牛”分得了400多元，我分得了200多元，双方都得了好处。

　　按照我对经济学的理解：马克思的等价交换理论完全错了，世界上所有的交换几乎都是“不等价的”。同一张车票，有的人买价506元，有的人买价750元，而我的买价是1000元。到底哪一笔交易是属于等价交换呢？

　　我认为：财富是能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某些欲望，并有交换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有些精神财富不包含在本定义之内）。财富是以满足人类的欲望为中心的，同样的产品和服务在满足人类不同程度的欲望时，也代表不同数量的财富。所以，我花1000元买这张火车票是值得的，因为它能满足我快速去北京的欲望，并且别无选择。

　　既然“不等价的自由交换”一定能创造新财富，那新增的财富在交易双方如何分配呢？我认为：双方在自由交易中是一定能得到好处的，否则就不能成功交易；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新财富绝不是平均分配的。新财富的分配取决于以下三种情况：

　　1、交易双方掌握的有效信息量的多少。例如，如有另一个去北京的人知道其他“黄牛”愿意按800元卖出同样的车票，而我却不知道这个信息，那他将比我多获得200元的好处。

　　2、交易双方谈判能力和技巧的差别。相对而言，越会谈判的人在交易中得到的好处越多。比如，如果另一个人比我会谈判，他会假装说已联系过好几个“黄牛”了，其他人都只报价900元，你愿卖就卖，不卖就去找他人。这样，他就完全有可能比我多得到100元的好处。

　　3、供求关系。当供不应求时，卖方比买方得到的好处多；供过于求时，买方比卖方得到的好处多。

　　自由贸易一定能创造新财富，不自愿的交换就不能创造新财富。因此，如果强迫我把这张车票再作价999元卖掉的话，就等于消灭了一些财富。

　　尽管“黄牛党”赚的钱就相当于是他们给社会创造的财富，但一个国家却不可能因“黄牛”越多而变得越富裕。恰恰相反，一个“黄牛”泛滥的国家一定是一个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同样，一个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就一定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

　　为什么我如此认为？

　　因为“黄牛党”是政府错误管制价格的产物，政府对价格的错误管制必然导致定价偏离市场均衡价格，低价必然造成短缺和资源配置错位。据说在前苏联时期，政府想让城里人吃到便宜的面包，就把面包的价格定得比小麦的收购价还低，最后造成哪怕是最愚蠢的农民也知道把自己产的小麦全部卖给国家，然后买面包回去喂猪。

　　另外，短缺必定导致“权力寻租”和“黄牛”泛滥。如果没有舆论监督和政府监督，所有低价票都将成为权力寻租的目标，普通老百姓将完全无法到窗口买到平价票。正因为有了舆论监督和政府监督（尽管这种监督非常有限），才有部分车票能在窗口公开出售。但当窗口出售的车票供不应求时，必然出现“黄牛”泛滥。“黄牛党”的出现是相关票价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所以，“黄牛党”的劳动是在利人利己的前提下，按经济规律力所能及地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是对错误定价行为的一种“修正”。

　　如果定价远远低于均衡价，不管在哪个领域，“黄牛现象”和“权力寻租”是永远不能解决的，而那些被打击的“黄牛”和铁路官员及警察主要是因为“运气不好”或“关系不好”。

　　在严重供不应求的前提下，窗口的低票价最容易造成大量的排队现象，而排队现象使那些时间最宝贵的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买票，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黄牛党”的时间成本很低，他们替那些时间价值高的人去排队就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说他们创造了财富。在政府管制价格的前提下，让“黄牛党”合法活动将降低交易费用，有利于减少扭曲的价格给资源配置造成的严重浪费。在没有放开价格管制的前提下，最应该打击的是“权力寻租”者而不是“黄牛党”，因为权力寻租是靠特权获得财富，其结果是造成更多的社会不公。而“黄牛党”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并承担一定的风险，将稀缺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地方，其作用是将错误的价格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纠正。

　　通过几年对春运的调查了解，我发现低票价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部分铁路领导、售票员、铁路警察和其他有门路的人”，当然他们是不必去窗口排队的。我曾亲眼看到几个铁路警察一打开钱包，里面都有一大把车票。很多“黄牛党”曾亲口告诉我，他们的车票很多都来自上述三类人。所以有时我们可以看到“黄牛党”与警察在同一个办公室聊天，在同一个包厢喝酒的“和谐”局面。而那些被抓的“黄牛党”多半是辛辛苦苦排队买票或从“大黄牛”那里买票再倒卖的“小黄牛”（据2008年2月2日新华社报道：湖南怀化火车站原副站长罗中兴与倒卖车票人员勾结进行炒票，涉嫌受贿已被依法起诉）。

　　要解决春运期间“买票难”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将票价涨到均衡价；其次是鼓励农民自由移民。

　　火车票涨到均衡价，一方面有利于将铁路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另一方面可根本消除“权力寻租”和“黄牛党”现象；第三，可以将旅客分流到公路或其他交通工具上，这种分流将造成其他交通工具的票价有所上涨，进而推动其发展。

　　因此我主张：火车票在供不应求时涨价，在供过于求时跌价，但涨价部分不能归铁路部门所有，因为铁路部门本身就是国有垄断企业，在平时就已经获得了垄断利润，如果现在涨价利润还归铁路部门所有，那就是更加的不公平。试想，如果在春节前20天，广州至成都的票价从300元涨至400元，而从成都到广州的票价从300元降至200元，春节过后的20天又把价格倒过来。这样这条铁路线的拥挤程度就一定会大为减轻，因为在利益的驱使下，就一定会有很多农民工的家属会选择去广州过年。

　　为了既能让铁路的稀缺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地方，又能体现公平，最好的办法是把涨价收入分为三部分使用：一部分作为春运期间工作人员的加班费和奖金，以便他们在运输紧张的情况下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第二部分用于扶贫和鼓励农民自由移民，因为如果有更多的人（包括其家人）能自由移民到城市，一定能大大地减少春运客流；第三部分可以用来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中国人，从而使那些不坐火车或不急于坐火车的人也能分享到国有企业涨价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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