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中国正在迎接“食利时代”的到来

　　食利阶层的繁衍，对一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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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这家基金的LP？”
　　　　
　　此刻，上海外滩27号，正在举办一场投资人酒会，杯盏交错间，人们在有礼貌地窃窃私语，这是最为自然的一个询问。

　　27号处于外滩的中央位置，从这里望出去，东方明珠塔、花旗大厦、上海中心一览无余，是观赏陆家嘴风景的最佳角度。此楼原本是怡和洋行总部，解放后归于外贸局，现在是上海滩最出名的时尚地标，内设亚洲最大的葡萄酒酒窖，六楼的罗斯福公馆常常举办各类发布会，其中，最为频繁的是投资人（LP）酒会。

　　LP，limited partner，风险投资公司的有限合伙人——他们参与商业项目的投资而不负责具体管理。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里，这类人被称为食利阶层，即那些拥有不动产、股票、有价证券、票据，仅仅靠利息、股息、地租就能获得稳定的甚至不断扩大的现金流的人。

　　我们如果把一个人的收入分为两类，一类是职务性收入，另一类就是财产性收入，后者在收入比例中的增加，代表着一个人的证券化能力的提升，如果他的全部收入均来自于财产性收入，那么他就摆脱了职业的限制，而成为了一个百分百的食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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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典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食利者名声向来很差，几乎是“寄生虫”的同义词。

　　苏俄早期的理论家布哈林专门写过一本《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对食利阶层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批判，他认为食利者脱离生产，是资产阶级中最远离无产阶级的阶层，他们的生活目标就是通过有价证券和背后的金融资本向生产领域的资本家索要“剩余价值”，而生产领域的资本家将工人生产的部分剩余价值转移到金融资本那边。

　　因而，在布哈林看来，食利阶层的存在，“展现了资本主义进取精神的没落，也显示了资本主义的衰败。”

　　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的最后一批食利者消亡于1966年前后。

　　1954年9月，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宣布“公私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政府主管部门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管理”。这意味着，私人所有者基本上失去了对企业的支配权和管理权，相应的，政务院提出了“四马分肥”的方案，既“股东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据社科院经济所的资料显示，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这81万人就是残存的食利阶层，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他们的派利被全数取消，这意味着全国范围的“无产化”。

　　食利行为的重新出现，应该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了，很多家庭通过股市和不动产投资，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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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规模食利者的涌现，则无疑是最近五年的现象。

　　原因之一：中国的金融市场进入证券化时代，信托、基金、债券、股权投资以及并购行为的普及化，使得个人理财的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证券化的获利机会大大增加，在这一基础上，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投资客；

　　原因之二：很多“50后”、“60后”以及“70后”的企业经营者，在企业转型中陷入难以克服的瓶颈，转而把大量资金腾挪出来，进入投融资市场，从而成为新的、完全不同于股市散户的强势投资力量；

　　原因之三：随着亿级中产阶层的壮大，其金字塔尖的高净值人群越来越偏好于证券投资，而资本的趋利性特征，让他们有机会比其他族群更容易接触到优质资产，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投资的热情。

　　中国目前有1.6万家风险投资公司，信托及基金公司发行的金融产品约四万到五万只，围绕着这些金融投资机构，便是新兴的中国食利阶层。

　　本月初，波士顿咨询的一份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的百万富翁——拥有一百万美元的可投资资产（现金、股票及债权），不包括不动产——约为两百万家庭，这是目前全球人数第二多的食利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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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福公馆的投资人酒会还在进行中。

　　在大客厅的壁炉之上，有一个巨幅的罗斯福总统油画，他神色淡定地俯瞰着新诞生的中国新兴资产阶层，而在另外一侧的背景板上，浮现着一个波普化的切·格瓦拉大红头像，他面无表情，斜视远方。

　　据说，在中国有产者的偶像名单中，格瓦拉的名字仅仅排在巴菲特和马云之后，而这位古巴人是近一百年来最仇恨财富的铁血革命者。

　　他说，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先问寒冷黑暗还在不在；不要问子弹该不该上膛，先问压迫剥削还在不在；不要问正义事业有没有明天，先问人间不平今天还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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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利阶层的繁衍，对一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话题。

　　在2015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出版了轰动一时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他发现，在人类的财富分配史上，资本和劳动分化的强劲趋势一直未曾真正减弱过，除了战争爆发时期，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在稳步增长，且愈来愈快。

　　皮凯蒂也专门研究了中国，据他的观察，作为一个后发大国，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显然更倾向于收入排在前10%的人群，这意味着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率，也意味着食利阶层的逐渐增多。

　　就积极面而言，庞大的食利者阶层将催生出新的商业哲学，他们更享受精神层面的消费，推动文学、体育及旅游等产业的繁荣，拥有良好教育素养的食利者将带来全新的消费美学，更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中国由此告别野蛮的物质崇拜时代，人的价值的丰富性得到新的发挥。

　　就消极面而言，财富将以更快的速度向食利者聚集，尤其是在一个长波段的货币量化宽松时期，贫富悬殊成为新的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同时，社会阶层的固化速度也有可能加快。

　　面对这一正在生成的景象，每个人都会给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站在激进的革命者的立场上，布哈林和格瓦拉式的主张就会出现，凡食利皆为不道德，非暴力不足以均贫富。

　　而站在改良者的立场上，罗斯福主义将大行其道，在他们看来，消除不平等的手段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以及有利于财富重新分配的税制改革。

　　自进入本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界重新回到一百多年前面对过的主题，开始认真地研究财富分配的公平命题，几乎所有重量级的学者都发表过自己的主张，而在中国，这也将是未来十年必须直面的严峻课题。景气无法掩盖矛盾，改革在与时间赛跑。

　　从外滩27号的落地玻璃窗口望出去的中国，绚丽而不真实，丰满而充溢着斑斓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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