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致力于搭建全球持续增长新框架

　　20国集团（G20）杭州峰会是一次引领全球经济走出危机的风向标会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普遍失去治理的方向感，未来世界经济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到底走向何方？此次G20会议有望对推动全球经济结构性改革，积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增长合作新框架，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减少“逆全球化”风险，将具有深远意义。

　　单靠货币宽松难以刺激经济增长

　　2016年，全球经济仍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根据G20发表的会议公报，对全球经济前景进一步向下修正风险的担忧日益增加。国际金融危机的救市实践已经证明，全球经济增长轨迹和格局渐变，逃离经济的复苏迟滞、通货紧缩以及流动性陷阱区域，单靠全球央行持续的货币宽松不但难以有效解决，而且更容易产生救市后遗症，不应成为常态的危机救助模式，也对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事实上，依靠货币和财政刺激的危机救助形式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发达国家政策利率多处于极低水平，已有多国实施负利率。除日本外，欧元区、瑞士、瑞典与丹麦央行均于此前实施负利率来遏制通缩，目前全球负收益政策债券规模已达5.5万亿美元。

　　但是这给长期经济稳定增长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在长期的债券购买和低利率的刺激下，劳动生产率却增长缓慢，表现为金融对实体的“挤出效应”，市场表现为信贷过度宽松，使得资源转移到更为低效的部门中，生产率的降低在危机后将会持续。根据测算，在2008至2013年，经历金融繁荣和萧条周期的发达经济体年均损失了0.5个百分点的生产率，而这一损耗很可能是难以短期恢复的。

　　全球贸易下滑而债务增加

　　与此同时，需求放缓，以及增长持续低迷也加剧了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各类区域贸易协定（RTA），以及英国“退欧”也增加了导致“逆全球化”风险上升。一直以来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世界贸易年均增速为世界经济增速的1.5倍，甚至2倍，然而，现在这个“引擎”却开始熄火。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报告，1990至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6.9%，2008至2015年平均增长约3.1%，过去一年，全球贸易增长降为1.2%。远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创造效应大大下降。

　　而另一方面，目前全球已形成400多个RTA，两国或多国交叉连接，各种条款规则又不尽一致。这种“意大利面碗”RTA增加了商品跨国流通的复杂性。更严重的是，RTA的发展导致“竞争性区域集团”的形成，不仅导致贸易转移效应，也割裂了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从未来重振全球贸易发展看，要扭转世界经济持续性放缓甚至衰退的根本在于在提高全球经济体生产力、提高资本和技术的配置效率、扩大全球创新基础设施投资，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效率与合作水平。特别是如何借助G20的平台积极构建面向下一代的贸易政策新框架，这对实现全球新的增长繁荣具有深远意义。

　　此外，全球巨额债务负担或成长期主题，“去杠杆化、去债务化压力较大。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债务负担都有所增加，全球范围内也只有五个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政府减债。而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债务总和自2007年以来已经增加了57万亿美元，远高于同期的全球GDP增量。根据《日内瓦报告》，全球债务总负担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01年的160%，升至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的近200%，2013年更是达到215%。

　　除发达经济体之外，新兴市场在金融危机后通过各种刺激政策推动经济，信贷的大幅投放带动了投资增速，相伴随的是私人部门（企业）债务大幅增加。当前，各国政府出于控制经济风险继续上升而着手降低杠杆，清偿债务，也即“去债务化、去杠杆化、去福利化”。许多国家必然要经历财政紧缩的过程，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公司和家庭部门必须提高储蓄、降低负债，修补资产负债表，这个过程仍将持续数年，这些均将对经济增长动力形成负面影响，抑制总需求的增加。
　　
　　需要全球治理合作 推动结构性改革

　　国际清算银行（BIS）指出，要实现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经济进行中期的结构改革和金融改革。改革的关键是要更好地处理政策对存量债务的累积效应，和对资源分配空间的影响。货币和金融周期的分化也导致政策协调的难度大大增加。必须警惕金融风险在外汇市场、信贷市场、资产价格以及跨境资本流动之间的国际传递。因此，全球迫切需要全球治理合作，特别是应该充分利用当前G20平台，加强全球利率和汇率政策协调。抑制金融周期分化带来的外溢效应。比如，既要避免通过负利率造成的货币竞争性贬值和继续“吹大”资产泡沫；也要避免美联储加息导致的全球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

　　而更具长期影响意义的，是G20正在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消防员”转变为全球长期经济增长的有力推动者。G20开始把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结构性改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一个主要议题，推动G20成员率先制定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行动计划，通过税收、金融、基础设施及公共领域的改革带动全球范围内结构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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