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降成本调查：企业看重社保缴费下降减负

　　一场轰轰烈烈的降成本大战，正在古称“南粤”的广东大地上打响。

　　政府层面，今年2月，广东公布《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年）及五个行动计划》，提出到2016年底，为全省企业减负约4000亿元，企业综合成本比2014年下降约5%-8%。到2018年，企业负担进一步减轻。

　　企业层面，不少企业开始研究相关政策，并盘算着“降成本”政策如能“让出”足够利润，未来计划添置一些智能机器人，或多聘请几名技术工人，或加大电商投入。

　　这正是降成本的关键所在：降低企业一定的压力，并使企业有足够的能力进行产业升级。这对于民营经济十分发达的广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降成本’政策的关键是普惠性和引导性必须相结合。”广东省社科院企业研究所所长林平凡指出，降低不合理成本的同时，通过更有针对性的措施，鼓励企业往“高精尖”发展，朝价值链上游走，甚至重点扶持契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的企业，以点带面，最终实现结构性改革。

　　社保缴费下降明显

　　4月，春末夏初的广东，天气仍然时晴时雨。

　　过去几年，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及成本上涨的直接影响，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省内数量众多的制造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也在“雨天”中等待“晴天”的到来。

　　在这期间，由于利润变薄，曾经可以承受的各项成本变得沉重起来，这使广东连盈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锡林曾考虑过将工厂关闭。

　　“公司每年的综合成本约为500万-600万元，我对此感到压力巨大。”张锡林表示，公司是50-60人规模的工厂，从曾经的不愁盈利转变到亏损，导致他对成本颇为敏感。

　　东莞广泽汽车饰件有限公司是另一个类似例子。由于日系汽车销量放缓，这家企业近年来面临着“稳增长”压力，也开始寻求从产业链上压缩生产成本，希望提高效益。

　　无疑，在这一背景下，“降成本”的提出成为当务之急，这也是一道企业和政府正在共同求解的必答题。

　　今年2月底，广东率先出台“降成本”行动计划，提出打好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人工、税负、社会保险、财务、生产要素、物流等成本“组合拳”，计划今年为全省企业减负约4000亿元，使企业综合成本比2014年下降约5%-8%。其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约200亿元、人工成本约250亿元、税负成本约2150亿元、社会保险费（含住房公积金）约350亿元、财务成本约650亿元、电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约150亿元、物流成本约250亿元。

　　广东明确，调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保单位费率。广泽汽车饰件总顾问钟永隆很快就算了一笔账，这一政策落地后，该企业每月将省下5万余元。

　　“这些不起眼的隐性成本的减少，长时间来看将为企业腾出可观的利润空间，当前的现实意义犹如火中送炭。”钟永隆说。

　　数据显示，前述两项社保费率调低后，广东省的参保企业分别减负21亿元和53亿元，广东也成全国社保缴费费率最低省份，仅为34%，全国平均约是41%。

　　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人工成本仍是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最大负担，并且由于人工成本社会化性质明显，刚性较大，几乎不存在下降可能。

　　数据显示，广东人工成本从2005年的23959元/年，涨至2014年为59827元/年。

　　此次尽管广东“降成本”政策明确，今年暂缓上调基本工资，但张锡林认为，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如果不涨工资，工人很可能留不住，也没企业敢冒这个险。

　　钟永隆也表示，基本工资不上调是利好信号，体现政府诚意，但就企业自身来说，每年仍有涨薪计划，幅度约为5%-10%，“工资无法减少”。

　　产业转型：降成本的关键导向

　　降成本只是手段，更重要的是，引导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比如，同样面临人工成本的调整，也有企业找到另外的解决路径。

　　位于广州的赛菱智能控制科技有限公司近期正申报该市“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一旦获批，这家从事工业自动化应用及智能控制研发生产的企业将获得一笔不小的补助。

　　该公司负责人许纶煌表示，这笔钱或能缓解日渐上涨的高端人才成本压力。

　　事实上，这抑或是广东此番“降成本”政策的更深层次逻辑。

　　广东在前述行动计划中也提出，该省将通过实施企业研究开发事后奖补、开展创新券补助政策试点、共建面向科技企业孵化器的风险补偿金等，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此外，落实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此外，通过符合国家的产业升级，也能进一步享受“降成本”利好。张锡林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未来计划加大“机器换人”，而按照东莞市目前的优惠政策，购买符合相应标准的智能制造设备，并达到一定的产能后，他可申报一定奖励补贴。目前，公司已转型求生，加强新产品研发和拓展电子商务业务，目前的订单很多，很多来自省外。

　　类似的企业不胜枚举，转型是当前诸多制造业企业的共识，而“降成本”政策也被它们视为一个难能可贵的契机，并寄予厚望。

　　林平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语境下，“降成本”不能简单理解为减负，而应回归到转型升级和供需平衡上。他认为，广东“降成本”的背景是：企业发展中长期积累的问题迫切需解决；全省仍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亟待转型升级；发达国家再制造对广东构成挑战。

　　另一方面，许纶煌指出，尽管目前的政策提供不少奖励和补助，但不少企业面临着申报繁琐的问题，甚至迫不得已雇佣代理公司帮助申报，导致难以充分享受政策利好。

　　对此，林平凡认为，“降成本”过程中，政府应该主动转变职能，畅通政策渠道，简化程序，营造公平、便捷、透明的环境，营造良好的营商成本，引导企业用好现行政策，制度性交易成本亦是此番“降成本”的重要内容，甚至也可以说这是最大红利。

　　采访中，不少企业家表示，希望政策能系统性落地，以多方面为转型中的企业减负，尤其是在占比也较大的税收方面，期盼国家能进一步提供利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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