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改革应从供给侧入手

　　“举国体制”的供给侧改革，应当以市朝和社会化为指标，既要促进体育市场的健康发展，又要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兴起。

　　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坦然面对金牌的得失。我们有了孙杨、宁泽涛这样的“小鲜肉”，有了朱婷、惠若琪这样的“大长腿”，更有傅园慧这样个性十足的“表情包”……中国人对待奥运会的态度已经发生积极的变化，显示了民族心态当中越来越自信、开放、大气的一面。

　　心态的进步自然值得点赞，然而回到赛场上，奥运会毕竟是竞技体育的华山论剑，任何一个国家的运动员，上了奥运会的赛场，就是要取得自己能够取得的最好成绩。所以，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明确表示，“唯金牌论”固然不对，但“金牌无谓论”同样不对，“我们中华体育的核心就是顽强拼搏、为国争光。”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继上一届伦敦奥运会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之后，在里约以27金的成绩险胜中国，位居第二。这得益于英国体育理事会开展的“世界级项目”计划，对尖子运动员给予资助和补贴，他们毫不讳言目的就是为了在奥运会上夺取金牌，振奋民族精神。

　　然而这并不是英国版的“举国体制”。英国政府的体育开支，重点还是放在社区体育，也就是我们说的群众体育上。整个里约奥运周期的资金，也才3.5亿英镑，其中占大头的还是来自体育彩票的资金，政府财政拨款仅占其中一小部分。考虑到英国仅有区区六千万人口，其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市朝、专业化程度，明显高出一筹。这就涉及到我们的“举国体制”是否需要改革这一沉重的话题。

　　对于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举国体制”，有其必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没必要彻底否定。“举国体制”来自计划经济时代，那时候社会资源匮乏，社会化体育毫无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又急需通过争金夺银来振奋民族精神，所以才“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时至今日，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市场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社会化体育蓬勃开展。体育，不仅仅是振奋民族精神的工具，而是走进了民族的生活之中，成为增强人民体质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时代变迁，给予了“举国体制”改革的机会。在经济“新常态”、经济长期走势呈L型的大背景下，中央强调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实现转型升级，提升动能。这对中国体育也同样适用，“举国体制”也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观众对奥运会心态的变化，体育在老百姓生活中地位的变化，都意味着需求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观众已经过河，官员不能瞎摸。

　　“举国体制”的供给侧改革，应当以市朝和社会化为指标，既要促进体育市场的健康发展，又要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兴起。体育要淘汰落后产能，就不能重复中国经济“低小散”、“大而全”的教训，应该提前腾笼换鸟，实现“高精尖”的发展道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最适合的体育运动，像英国的优势项目，主要集中在田径、自行车和水上项目上。我们同样应当集中优势力量，重点发展那些有群众基础市朝前景较好的运动项目。足篮排等影响力巨大的运动项目，应当坚决走社会化加职业化的道路，该放的要放，该抓的要抓，夯实群众体育的基础，为职业化的市场搭好平台。

　　里约奥运会之后，无论是社会心态，还是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体育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都已经到了需要从供给侧角度对“举国体制”进行改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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