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钢铁千亿债务化解方案仍在博弈 企业一分为五

　　一个月。这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从危机爆发到旗下子公司各自解散，所需要的全部时间。
　　
　　在今年3月之前，渤海钢铁集团（下称渤钢，除具体指明外，均特指拆分前的渤钢）维持着表面的平静。这家地处中国华北地区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整体产能达2200万吨，却因品牌效应较弱，不少业内人士都鲜有听闻。
　　
　　负债近2000亿元的消息，让这家天津市国有企业一夜成名，更令地方政府、涉债金融机构、投资人及数万企业职工陷入空前紧张。
　　
　　4月底，为化解危机，兼并重组不足六年的渤钢一分为五，曾跻身世界500强的“渤钢”正式宣告成为历史。
　　
　　钢铁行业低迷人尽皆知，但渤钢债务黑洞之巨仍令人震慑。2014年，海鑫钢铁负债250亿元，足已压倒这家曾经的国内第二大、山西省最大民营钢企。随后，中钢集团爆出千亿负债，并成为国内继天威集团之后的第二家债务违约央企。渤钢的负债规模则一举创下新纪录。涉金融债务共计1920亿元，债权方包括105家金融机构。
　　
　　企业历史是解释当前债务由来的重要视角。渤钢是上一轮国企行政命令式重组的典型。2010年，天津市委、市政府主导天津钢管集团（下称天管）、天津钢铁集团（下称天钢）、天津天铁冶金集团（下称天铁）和天津冶金集团对天管“2015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的信用评级报告显示，2014年末天管应收账款前五名单位中，有四家是中石油旗下物资公司。其中，地处天津滨海的大港油田，即从中石油物资沧州公司和中石油物资天津公司采购石油套管。
　　
　　大港油田内部人士与被控股的关系。债权转为股权后，原来的还本付息就转变为按股分红。在企业经济状况好转以后，通过上市、转让或企业回购形式回收这笔资金。
　　
　　十余年前，国内已实施过一轮债转股，天管亦在其列。
　　
　　1989年，天管动土兴建时，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际，亦是国家于1979年出台的“拨改贷”政策实行的最后一年，即国家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将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天管创建的初始资金便全部来自贷款，这为其1990年代末期陷入债务危机埋下伏笔。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宏观经济整体下行，钢铁行业大面积亏损。加上美元汇率变化和瓦卢瑞克（Vallourec）。2009年至今，天管的无缝钢管产销量连续七年保持全球第一。其采取“订单生产”模式，2015年产销277万吨，在全国出口下滑14%的情况下，天管依然出口64万吨，同比基本持平，出口量和创汇额在国内行业始终保持首位。
　　
　　“全球无缝钢管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上述天管内部人士称，“天管不仅仅是一家普通企业，而是在代表中国无缝钢管行业‘踢世界杯’。”
　　
　　与天管相距不到两公里的天钢，成立于1935年，在原渤钢旗下四家企业中资历最老，堪称天津市钢铁产业的“长子”。在早期，天钢只产钢，不炼铁。
　　
　　天铁则结束了天津市“手无寸铁”的历史。天铁的前身是天津铁厂，1969年8月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筹建，当时定名为“6985工程”。该工程受到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极大重视。天津市和河北省负责成立天津市6985工程指挥部，原天津市副市长杨拯民任总指挥。
　　
　　筹建天铁是为了响应当时国家领导人“准备打仗”的口号。据参与了天铁建厂的“元老”职工吴毅夫回忆，1969年，苏联侵占中国领土珍宝岛，“中国政府要准备应战”。打仗就必须搞钢铁建设，天津作为老工业基地，有钢，但没有生铁和铁矿，中央政府决定在太行山的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建铁厂。这也是天铁至今位于邯郸的历史原因。
　　
　   天冶的组建成立，同样承担着天津市钢铁产业振兴的使命。天冶旗下有天津冶金轧一钢铁集团、韶钢松山去年均亏损超过20亿元，拖累宝钢业绩。面对亏损额占据总亏损额三成以上的攀钢，鞍钢亦被指“已有意将其甩开”。
　　
　　与近十年前类似，为了提升当前过低的钢铁产业集中度，大面积兼并重组再一次成为行业共识。正在编制中的钢铁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已将“引导兼并重组”作为十大发展重点之一。身为行业龙头的宝钢、武钢虽否认二者合并“绯闻”，却不约而同地承认，已将推动兼并重组列入未来发展规划，并有意愿寻求合适的并购标的。
　　
　　工信部原材料司副司长骆铁军称，中央政府下一步将按照“市场化运作、企业为主体、政府引导”的原则，以优势企业为兼并重组主体，结合化解过剩产能和深化区域减量布局调整，支持钢铁企业加快实施减量重组。
　　
　　市场普遍认为，渤钢等失败案例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兼并重组由“政府主导”，而非“政府引导”。二者的根本差别是中央（地方）国企对中央（地方）政府提出的兼并重组方案是否必须执行。
　　
　　“政府主导”即所谓的“拉郎配”。
　　
　　“政府引导的意思是，必须听市场的，以企业为主体，对于政府提出的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兼并重组方案，企业可以拒不执行。”国资委一位不原具名的官员对界面新闻记者称，“拉郎配”很可能出现“你不情我不愿”，合而不融，人事协调成本巨大。极有可能将把两家原本不错的企业推进“阴沟”。
　　
　　但在当前国企体制下，想要做到“政府引导”几无可能。“国企虽说是企业，不是政府机构，但在实际操作中并非如此。”上述官员称，国企改革对钢铁行业重组脱困能否收到实效，意义重大。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这次产能过剩带来的一大教训是，距离上一轮国企改革10多年后，国企“政企不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本轮国企改革一定要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真正把国企建成能面对市场竞争、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现代企业。”
　　
　　“倘若政府不管好自己的手，新一轮兼并重组的失败很可能难以避免。”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对界面新闻记者称，政府对于自身直管的国企有权、且必须伸手干涉，但前提是尊重市场规律。
　　
　　“如何把握个中尺度是个大难题，政府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也需要学习和成长。”李新创说。
　　
　　国企承载的“政治使命”太多，GDP、税收、就业，难以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在政府提供宽松信贷等各项优惠政策大力扶持下，国企能否保持理性研究、抑制投资冲动，不受眼前利益驱使而作出“失足”决策，亦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如今钢铁行业“去产能”阻力重重，资金链紧绷的钢企负债累累，“悬顶之剑”随时可能坠落索命。在当前新一轮钢企兼并重组的呼声下，倘若国企体制和“钢铁GDP”逻辑不改，行政命令式重组再现，合而不融，加之企业自身决策失当，距离出现下一个“渤钢”还会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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