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男女平等”长在欧洲人骨子里

　　欧洲的性别平等观，其实是建立在一个高度均质性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

　　最近在做一项与中西方性别观念有关的调查，遂借访谈之机和很多瑞士年轻人深入地聊了聊他们的性别观。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男女平等的理念在欧洲年轻人中的深厚根基和深远影响。

　　事实上，我所访谈过的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平等的重要性。所谓的平等，并非社会地位或家庭条件的对等，而是两个人要尽力追求一种在彼此关系中的平等地位。而这种平等往往是通过一种经济手段来体现的，那就是：约会时的AA制。我访谈的一个姑娘，男朋友来自一个十分富有的农场主家庭，但两人约会一年多，每一次都是平摊“经费”。男孩为不令女孩尴尬，总是主动选择她的经济能力可以负担的约会项目，花10块钱买一大张比萨俩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就着阳光吃，是经常的事。女孩对我说，这样的瞬间总是让她感到很幸福。

　　我对一些受访者讲到过中国当代社会流行的性别观念。比如，网络上关于“直男癌”、“直女癌”、“凤凰男”、“孔雀女”的讨论等。但他们均对于“男人应当如何”和“女人应当如何”这样斩钉截铁的观念表示不能理解。至于“门当户对”一说，在他们眼中更是“离经叛道”了——爱情是自己的，和门户家世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我们不能把中国和欧洲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别话语做简单的比较。欧洲的性别平等观，其实是建立在一个高度均质性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人们的家庭环境和生活境遇或许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并没有大到可以令人“三观不合”的程度。一个来自只有几十户居民的村庄的瑞士男孩，和一个从小在日内瓦大都会长大的瑞士女孩，他们看待外部事物的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一点，在我们国家还远远做不到。

　　除对平等的坚持外，欧洲人对爱情和婚姻的“洒脱”也令我印象深刻。例如，一位熟识的男性朋友与其同居女友尚未结婚，便已生了两个小孩。我问他为何不干脆结婚，他一脸苦笑说：我倒是想，人家不同意，说对我还没有完全满意。这样的情景，在中国似乎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无论非婚同居还是未婚生子，都和一系列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捆绑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生育方的女性实在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成为两性关系中的弱者——孩子都生了，由不得你不嫁，要不上户口都成问题。

　　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度是妇女解放和性别平权运动的先锋；“改革开放”以后，女性因其新的消费者身份而拥有了更多的文化自主权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最近一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性别关系领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保守主义回潮。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是需要平等主义的制度环境和主流文化去塑造的。欧洲社会有着多种多样的问题，但欧洲文化对于平等的强调，上溯至古希腊哲学和斯巴达的治理思想，又有18世纪启蒙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深刻洗礼，业已成为一套极有价值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与其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值得中国人去思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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