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有人把人情金钱化 偏信找关系才能办成事

　　《礼记》中说：“礼者，理也。”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千百年来，外化于行的礼仪行为逐渐沉淀为人们内化于心的道理认同。人情世故的传承演变，展现着“礼仪之邦”礼尚往来的厚重文明和诚挚情感。

　　不同时代，人情的内容各异，但都连接起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承载着对生活的幸福期盼。然而，如果人情之礼没能守住本身的“理”，掺杂进过多的功利，就容易越过原则和底线而被异化。涵养淳朴的社风民风，塑造清明的党风政风，必须恪守人情的界限，遵循交往的正道。

　　1.金钱化的人情变了味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人情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礼尚往来，既是沟通感情的需要，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景。红事道声贺喜，过节走动走动，既表明人际间的一种“双重尊重”，也体现了亲友间的关爱和温暖。但是，人情一旦蒙上过多利益色彩，就会背离“礼者，理也”的固有本义，也会破坏礼尚往来的应有秩序。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机关干部小赵有过两次截然不同的就诊经历。一次是带母亲看病，由于托关系找了副院长，本来需要一天的检查一上午搞定；另一次是自己看病，没有找关系，就屡屡遭人插队，终于轮到自己，医生却说有饭局提前下班，把他晾在一边。

　　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境遇，区别就在于有没有疏通“人情”。因为有了人情就会好办事，所以为了办事就要找关系。久而久之，这种观念成了社会的一种灰色心理和亚文化。就像不少人在择友或者与人交往的时候，最先看重的不是教学相长、兴趣相投，而是对方有没有地位，对自己的前途有没有帮助。他们刻意去经营、维系这样一种关系，通过一种所谓的“礼”把人情先攒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在这种情况下，人情就异化成了功利性的“人脉”。

　　有利可图的“人脉”是把人情功利化，还有一些人则是把人情金钱化。媒体引用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的数据表明，2015年，山西省城镇居民的婚丧嫁娶礼金支出绝对额不断攀升，占非经常性转移支出的70.8%，较上年同期（68.4%）提升2.4个百分点。人情交往一旦跟金钱挂上钩，就不再是清清爽爽的情感寄托，而成了人们无可奈何的一项开销，背上推不开也甩不掉的金钱包袱。

　　金钱化的人情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少了豁达开朗，多了得失的锱铢必较。在一些人看来，“今天随进去的钱，来日得加倍赚回”，这样的想法已经大大盖过相聚庆贺的初衷，甚至不惜跨越党纪的红线。贵州省赤水市官渡镇五里村党支部书记王明江曾经为自己操办过一场没有寿星在场的“寿宴”。说起这个荒唐事，王明江说：“人家个个都在办，就我不办，一是亏得恼火；二是没有面子。”

　　人情一旦异化为功利化的人脉、庸俗化的面子，就容易被金钱和各种利益裹挟，就变了味儿，与固有的“理”背道而驰了。

　　2.人情越界易使权力任性

　　党风与民风社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党风是关键、是前提，决定民风社风。党员干部作为手握公权力的特殊群体，肩扛的职责更重，对自律的要求更高，面对的诱惑更多，一旦在人情中迷失了方向，所谓礼尚往来粉饰下的权钱交易，就会一点点把党员干部拉上违纪的歧路，拖下贪腐的深渊。

　　一些党员干部忘记用权为公，偏信“找关系”才能办成事，而这种“走后门”办事儿自然是不能空着手的。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第二小学原校长鲍士云，在任副校长期间请托时任区教育局局长戴某某现金2000元，鲍被提拔为区第二小学校长，事后鲍又送给戴1万元，类似案例不胜枚举。这种请托办事，反映的是把公权变成私权，伤害的是最基本的公平正义。

　　如果说请托送礼是赤裸裸的公权私用，有的行贿则打着年节的幌子掩人耳目，助长了违纪者的侥幸心理。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委原书记朱渭平就说过：“逢年过节收个一万、两万、几十万，那都不是个事。”小到各类烟酒，大到金条和几十万的红包，他都照单全收。节日本来传承的是传统文化，追求的是快乐祥和，但有些人却以人情为名，行贿赂之实，让部分领导干部在“温情”的遮掩下，放松警惕、打开缺口，经不住“糖衣炮弹”的侵袭而“缴械”。

　　请托多了便演变成行业潜规则，小礼收习惯了便成了戒不掉的瘾，党员干部也就在违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河南省周口市原政法委书记朱家臣就是报销“成瘾”。他曾以一名基层干部有进步机会为名，授意该名干部自费为其报销一万多元的发票。类似索要情景，周口市政法系统、县区党政机关干部，甚至银行、高校等领域的干部，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过。

　　更恶劣的是，一些党员干部看准了这个生财之道，有预谋有计划地借人情往来敛财。在重庆市城口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于少东儿子的婚礼上有两本账：一本只记录亲戚朋友所送礼金和小额礼金；另一本则记录着包括党政干部、企业老板等各界人士送来的礼金，合计200余万元。其中，管理服务对象礼金90多万元。

　　人情一旦在党员干部中间被错误地泛化，就容易成为贪腐的催化剂。那些收礼的人，收到的是礼金，丢掉的是党性，最终只能用受到党纪严惩的代价来还。
　　
　　3.让人情回归“人情味”

　　中国人讲究人伦、人情，注重维持人与人之间和谐礼序的关系，这本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人情若过滥，就会扭曲社会风气。要破除人情过滥，首先还是要找回人情本身的情感交往属性，让人情回归“人情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八项规定破题，从狠刹“四风”入手，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大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曝光力度，在党风趋于清明的带动下，人情过滥现象明显好转。不少基层干部反映，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冗杂的礼金少了，经济压力小了，工作关系也更清爽了。

　　当然，党员干部也有情感的寄托，也少不了人情中的那份“礼”。有的领导干部就倡导同事之间互相赠阅自己读过的一本好书、一篇好文章作为相互交往的礼物，既体现了情感交流，也让人情在回归“人情味”的过程中兼具理性。

　　人情之中有原则，交往之中讲政治。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金钱观，在此基础上，才会有正确的人情观。

　　有正面引导，也就要有刚性约束。《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违规收受礼金和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等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有着明确的规定。这是一把刚性的尺子，作用在于用纪律管住大多数。如果仍有人以身试纪，就必须把这把戒尺挥下去。

　　所谓“礼者，理也”，就是要在人际交往中，破除不该有的利，树立应有的理，回归本来的礼。正面引导，引导的是一种理；纪律约束，同样是在树立一种理。理若立，利自破，礼即回。

　　党风政风引领民风社风，民风社风影响党风政风。党员干部作为党风政风的体现者，应该扬清抑浊，自觉抵制不良社会风气，用自身的“理”带动整个社会找回人情应有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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