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里,中国突破了“贫困化陷阱”,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但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供给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与以往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廉价劳动力的工业化模式不同,现阶段“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不仅需要考虑生产供给面的效率,而且需要考虑消费模式的升级及其与生活模式的协同,广义人力资本和知识部门的发展应成为新增长动力。因此合理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弱化干预、强化协调,加快推进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改革,释放新供给要素,培育新型知识生产和消费机制,实现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已成为应对这种历史条件变化的必由之路。
政策建议如下:
一是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改革的重点在于:切实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各司其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打破人力资源流动尤其高层次人力资本流动的制度障碍,解决资本市场、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打破横向、纵向经济分割,切实发挥经济网络的集聚、关联效应,增强城市化的空间配置效率,疏通知识部门和知识过程的分工深化、创新外溢渠道。建立健全专利保护体系,鼓励国内创新实践。
二是推进“科教文卫体”事业单位改革,释放新供给要素,提高服务业质量。过去30多年,服务业发展相对不充足,呈现出服务业发展只注重规模,不注重质量和效率的现状。与此同时,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持续拉大。就现实来看,现代服务业的很多部门,一部分存在于管制较大的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一部分存在于电信、金融、铁路、航运以及水电气等公共服务部门。为此,需要把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改革与放松管制相结合,盘活人力资本存量,提升服务业的效率及其外部性,培育核心竞争力。
三是推进财税、金融改革,增进通用技术部门绩效。首先,推进国内工业和服务业领域企业的兼并重组,清理“僵尸企业”。高速增长时期依赖要素驱动成长起来的企业,在经济减速时期由于技术进步滞后面临窘境,其中一部分企业可能已经失去效率增进潜力,或者不能适应创新要求。要通过国有经济混改,加快企业重组、清理以释放出资源,用于改善国内产业环境。其次,重组地方债务,把资本资源向社会基础设施倾斜。顺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适当加大更有益于人力资本增进的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培育可持续增长潜力。为此,应该推进有利于释放新供给要素的财税和金融改革,进行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转型。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向城市化和服务、消费主导增长的转型,大规模工业化时期那种银行信贷主导的资本配置方式,将逐步转向资本市场主导的配置方式,以推动“创新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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