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大基建”服务于全国人口和资源流动，而“小基建”则是服务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消费。扩大“小基建”投资的比例，一方面可挖掘消费潜力、实现消费升级，为“稳增长”和经济转型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消费增长和升级也能提高人口在城市的集聚能力。
“大基建”服务于全国人口和资源流动，而“小基建”则是服务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消费。扩大“小基建”投资的比例，一方面可挖掘消费潜力、实现消费升级，为“稳增长”和经济转型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消费增长和升级也能提高人口在城市的集聚能力。
数据显示，基建投资业已发力，并将成为未来“稳增长”的引擎。但经过2008年以来数轮投资，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大基建”在全国布局已接近尾声，继续大规模上项目存在地方债务、金融风险和产能过剩“三大制约”。中央近期对扩大政府投资的一系列动作和表态，非常强调“精准发力”，由此，兼具“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增后劲”效应的市政设施和民生项目等“小基建”或将成为未来投资的重点。
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0年，我国高铁将达到1.6万公里以上，铁路快速客运网将连接所有省会城市和50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全国90%以上地区；据规划，高速公路、机场、轨道交通在中西部还有发展空间，但在“铁公基”国土平均覆盖密度超过美国的情况下，再加上中西部人口集聚能力不足、地方财力受限、项目前期“沉没成本”大或恶化债务和金融风险，PPP推进中私人投资意愿不足，中西部“大基建”不太可能继续大开大合地推进。
近年来，成本低廉这个中国制造最大优势在快速褪去，周其仁教授研究的结论是，中美制造业成本之比已接近1:1。同时，发达国家重拾制造业、新兴国家分流了外需，因而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战略“由外到内”是趋势所逼。在城市化推进的背景下，内需中的“大基建”投资需求还有空间，比如轨道交通、快速干线等。只是，经过2004至2014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0%、占基建投资的比重超过40%的超高速增长后，“大基建”未来只能保持稳定，“小基建”投资将是未来夯实内需的主力。
目前我国中产阶层人数占全球的16%，但消费仅占全球消费的7.2%。去年底，我国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消费并没有出现发达国家在这一水平下的爆发性增长，原因之一就在于消费基础设施不足，消费综合成本居高不下。但凡去过国外的国人，都有切身的体会，无论是日常餐饮或购物消费，还是旅游消费，消费价格和成本，那些国家都比我国低很多，消费基础设施的差异是重要原因。
完善的消费基础设施是一项综合体系或系统工程，包括较低成本的物流运输、较低租金的店铺、较低资费的宽带、舒适的生活消费环境、完善的消费公共设施等硬件设施；也包括诸如较低的水电费、政府税费、融资费用、消费维权费用等软件设施；还包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消费成本之所以高，就因为消费基础设施不完善，消费中间环节多、成本叠加高。近年来，互联网之所以在我国消费领域发展如此迅速，对传统消费领域冲击那么大，就在于其消除了中间环节、降低了消费成本。而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互联网消费并没见爆发性增长，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传统消费渠道并不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环节多、成本高的问题。
收入越高的人，必选消费增加的倾向就越低，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未来消费潜力就在于城市低收入人群和2.7亿城市新移民，这两者占城市总人口一半以上。据中金公司的调研，食品、房租和衣着三项消费，占了这些人群收入的60%；人情交际、旅游和教育等三项升级消费占比均在6%-8%之间；如果收入增长，84.3%的受访农民工表示会愿意多存款。另外，无论在大中小城市，中低端消费场所往往人满为患，而高档消费场所相对冷清。可见，在收入水平难以台阶式上升的情况下，完善消费基础设施，最能提升这部分人群的消费倾向。
从硬件建设的角度看，完善消费基础设施，主要是扩大“小基建”投资比例。首先是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如地下管网、空气和水环境治理、燃气热力供给、通信设施等；其次是完善民生设施，比如保障性住房全覆盖、教育医疗机构全覆盖、公共体育设施和文化设施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老城区之间、户籍和非户籍人口之间，所有这些“小基建”项目，都要按照城市标准实现均等化供给。
扩大“小基建”投资的比例，一方面可挖掘消费潜力、实现消费升级，让近年来不温不火的消费再上一个台阶，为“稳增长”和经济转型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消费增长和升级也能提高人口在城市的集聚能力。“小基建”投资比例扩大后，城市生活和消费环境改善、成本降低，城市人居环境的吸引力提升，外来人口就更愿意将收入以消费的形式释放在城市，而不是以存款的形式回流到乡下。
据中金公司的调研，城市低收入人群和新移民最想实现的消费愿望，居于前两位的是买房和提高家庭日常消费水平，占比分别为28.9%和26.8%。而在收入增加后最需要增加的三项日常消费中，衣物、食品和家电家具排在前三位，占比分别为55.2%、51.7%、38.1%。因此，“小基建”投资在降低城市生活消费成本后，将激发城市居民购房需求，这也意味着城市集聚能力在提升。
城市集聚能力提升，一方面将通过规模效应，极大地降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运营分摊的成本，另一方面，城市集聚能力的提升，也将通过产业和就业不断细化分工及需求差异化的效应，增加多样性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这两方面的效应，反过来又将增加城市对于产业和人口的吸附能力，促使城市集聚效应进一步提升。如此，城市未来“大基建”和“小基建”建设资金来源、成本分摊就更有保障，建设和管理也更精细化。
数据显示，基建投资业已发力，并将成为未来“稳增长”的引擎。但经过2008年以来数轮投资，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大基建”在全国布局已接近尾声，继续大规模上项目存在地方债务、金融风险和产能过剩“三大制约”。中央近期对扩大政府投资的一系列动作和表态，非常强调“精准发力”，由此，兼具“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增后劲”效应的市政设施和民生项目等“小基建”或将成为未来投资的重点。
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0年，我国高铁将达到1.6万公里以上，铁路快速客运网将连接所有省会城市和50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全国90%以上地区；据规划，高速公路、机场、轨道交通在中西部还有发展空间，但在“铁公基”国土平均覆盖密度超过美国的情况下，再加上中西部人口集聚能力不足、地方财力受限、项目前期“沉没成本”大或恶化债务和金融风险，PPP推进中私人投资意愿不足，中西部“大基建”不太可能继续大开大合地推进。
近年来，成本低廉这个中国制造最大优势在快速褪去，周其仁教授研究的结论是，中美制造业成本之比已接近1:1。同时，发达国家重拾制造业、新兴国家分流了外需，因而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战略“由外到内”是趋势所逼。在城市化推进的背景下，内需中的“大基建”投资需求还有空间，比如轨道交通、快速干线等。只是，经过2004至2014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0%、占基建投资的比重超过40%的超高速增长后，“大基建”未来只能保持稳定，“小基建”投资将是未来夯实内需的主力。
目前我国中产阶层人数占全球的16%，但消费仅占全球消费的7.2%。去年底，我国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消费并没有出现发达国家在这一水平下的爆发性增长，原因之一就在于消费基础设施不足，消费综合成本居高不下。但凡去过国外的国人，都有切身的体会，无论是日常餐饮或购物消费，还是旅游消费，消费价格和成本，那些国家都比我国低很多，消费基础设施的差异是重要原因。
完善的消费基础设施是一项综合体系或系统工程，包括较低成本的物流运输、较低租金的店铺、较低资费的宽带、舒适的生活消费环境、完善的消费公共设施等硬件设施；也包括诸如较低的水电费、政府税费、融资费用、消费维权费用等软件设施；还包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消费成本之所以高，就因为消费基础设施不完善，消费中间环节多、成本叠加高。近年来，互联网之所以在我国消费领域发展如此迅速，对传统消费领域冲击那么大，就在于其消除了中间环节、降低了消费成本。而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互联网消费并没见爆发性增长，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传统消费渠道并不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环节多、成本高的问题。
收入越高的人，必选消费增加的倾向就越低，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未来消费潜力就在于城市低收入人群和2.7亿城市新移民，这两者占城市总人口一半以上。据中金公司的调研，食品、房租和衣着三项消费，占了这些人群收入的60%；人情交际、旅游和教育等三项升级消费占比均在6%-8%之间；如果收入增长，84.3%的受访农民工表示会愿意多存款。另外，无论在大中小城市，中低端消费场所往往人满为患，而高档消费场所相对冷清。可见，在收入水平难以台阶式上升的情况下，完善消费基础设施，最能提升这部分人群的消费倾向。
从硬件建设的角度看，完善消费基础设施，主要是扩大“小基建”投资比例。首先是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如地下管网、空气和水环境治理、燃气热力供给、通信设施等；其次是完善民生设施，比如保障性住房全覆盖、教育医疗机构全覆盖、公共体育设施和文化设施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老城区之间、户籍和非户籍人口之间，所有这些“小基建”项目，都要按照城市标准实现均等化供给。
扩大“小基建”投资的比例，一方面可挖掘消费潜力、实现消费升级，让近年来不温不火的消费再上一个台阶，为“稳增长”和经济转型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消费增长和升级也能提高人口在城市的集聚能力。“小基建”投资比例扩大后，城市生活和消费环境改善、成本降低，城市人居环境的吸引力提升，外来人口就更愿意将收入以消费的形式释放在城市，而不是以存款的形式回流到乡下。
据中金公司的调研，城市低收入人群和新移民最想实现的消费愿望，居于前两位的是买房和提高家庭日常消费水平，占比分别为28.9%和26.8%。而在收入增加后最需要增加的三项日常消费中，衣物、食品和家电家具排在前三位，占比分别为55.2%、51.7%、38.1%。因此，“小基建”投资在降低城市生活消费成本后，将激发城市居民购房需求，这也意味着城市集聚能力在提升。
城市集聚能力提升，一方面将通过规模效应，极大地降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运营分摊的成本，另一方面，城市集聚能力的提升，也将通过产业和就业不断细化分工及需求差异化的效应，增加多样性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这两方面的效应，反过来又将增加城市对于产业和人口的吸附能力，促使城市集聚效应进一步提升。如此，城市未来“大基建”和“小基建”建设资金来源、成本分摊就更有保障，建设和管理也更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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