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IMF的统计,2014年全球GDP总量为77.3万亿美元。其中欧元区18.5万亿美元,占比23.9%;美元区17.4万亿美元,占比22%。紧随其后的就是人民币区的10.4万亿美元,占比13.4%。这三大货币区,不仅经济总量加总后接近全球经济总量的60%,而且从公开资料可知,三者之间基本上两两互为排名前两位的贸易伙伴。
这种格局,和美联储上一轮加息周期启动时的全球市场有了本质区别。1999年美元在亚洲金融危机平息之后进入了短暂的加息通道,当时欧元虽然已经成型但尚未正式流通。直到2002年1月1日,欧元才正式进入流通领域。2004年美元重新启动加息周期时,虽然欧元已经取代法郎和马克进入特别提款权(SDR),但当时人民币尚未启动汇改。人民币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直到2008年底才藉由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迈开脚步。
不过背靠全球最高的外汇储备和经济增长速度,人民币在短时间里就成了有相当影响力的主权货币,并最终走到谋求加入SDR成为新的权重货币这一步。欧元区、美元区和人民币区三分天下的基本格局,也随着近十年全球信息化的浪潮而逐步成型。这或许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传统的美元中心货币体系第一次面临“多中心”格局的直接冲击。
新的格局意味着,美元货币政策的权衡因素中,欧元区和人民币区的变量权重会加大。2012年欧债危机威胁到欧元区核心国家时,美联储搁置了加息的争议,义无反顾推出了第三轮量化宽松。人民币此次改革中间价形成机制后,尽管美元加息预期仍然浓厚,但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在内的学者和市场人士已在公开呼吁,美联储应该考虑推迟加息。萨默斯甚至建议,美联储应该再来一次量化宽松。
如果未来真如萨默斯所料,那中国央行在这一窗口推动中间价机制改革,并允许人民币小幅贬值非但不是冒险之举,反倒是妙棋一招。因为人民币主要盯住美元,尽管这令中国抓住了融入全球市场的历史性机遇,但也在内部形成了庞大的过剩产能。这种不均衡带来的负面影响,在2007年美元步入降息通道后已经显现。
怎样解决过剩产能?在汇率不能市场化浮动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情况或许与1973年前美元仍然与黄金挂钩时的美国并无二致。在封闭情况下要想解决经济内外失衡的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抓住机遇把问题推出去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管是当年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还是现在承受的贬值压力,其根本原因都是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所带来的。
1973年具体经手美元与黄金脱钩计划的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保罗·沃克尔最终因此而名垂青史。此后他因缘际会出任美联储主席,并被继任者格林斯潘誉为“过去二十年里美国经济活力之父”更是后话。虽然现在尚难预料人民币未来在全球市场还将经历何种风浪,但直面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这总不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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