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7月底,今年国内信用债市场共18家发行主体的38只债券违约,违约金额达247.6亿元。而从2014年国内市场打破刚兑至今,总共违约金额在376亿元。可以看出,今年大半年的时间,违约金额几乎已是前两年的2倍之多。从行业来看,钢铁、煤炭、有色这些过剩产能集中的传统行业,是企业债违约的重灾区;同时,农业、食品、物流等行业也陆续出现了违约事件(例如南京雨润、江苏中联物流等)。而更引发市场担忧的,则是违约事件在国企领域的爆发。
受国家投资驱动模式以及各种扶持政策的刺激,央企、国企在“做大做强”的名义下实现快速扩张的同时,在不断挤压民企的生存空间。尽管国企的生产效益、市场竞争力以及风险意识和风控能力普遍弱于民企,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拉动作用也低于民企,但因为得到了国家的政策扶持和政府背书,市场和投资者曾普遍认为国企出了问题会有国家“兜底”。但今年出现的一系列信用债违约,让一部分投资者意识到,企业债市场并不总存在“刚性兑付”,国企违约风险开始引发市场普遍焦虑。特别是国企由于体量巨大,一旦出现违约问题,其规模和负面影响的程度都大大超过民企,违约债券的后续解决也比民企难得多。从数据上看,今年的债券违约中,涉及央企子公司和地方国企6家,相关达164.7亿元,占违约总金额的近七成。可以说,国企正在上升为国内信用风险的主要来源,成为信用债市场最大的“雷区”。
面对债务违约问题,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希望借助“债转股”的方式暂时摆脱困境,能将风险转嫁给银行及其他投资者,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恐怕就是东北特钢的当事人了(包括辽宁国资委)。但可以说,“债转股”被提出后,反对声就占据了舆论的主流。市场人士从不同方面分析指出,债转股并不是解决债务问题的“灵丹妙药”,它仅仅是一个债务转移、以时间换空间的过程,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化解企业债务过剩的问题,反而有可能让僵尸企业得以续命。
权威人士在5月份《开局首季问大势》的讲话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称“对那些确实无法救的企业,该关闭的就坚决关闭,该破产的要依法破产,不要动辄搞‘债转股’,那样成本太高,自欺欺人,早晚是个大包袱。”与债转股有重大关系的银行方面,尽管有一些观点认为债转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银行的资金压力,但更多业内人士认为,债转股只会加大银行业的风险敞口,而且这次政府不会兜底,完全需要市场主体参与方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确定转股的价格。因此,即便是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银行面对的风险也不会小。
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国企正在上升为信用风险的主要来源,成为信用债市场最大的“雷区”。对于部分国企和地方政府期待的“债转股”解决方案,中央高层、投资人和银行业普遍持反对意见,债转股在国内市场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对此,相关各方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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