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本质将出现质变：贸易愈自由民粹反抬头

　　著名投资分析专家John Mauldin撰文指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党大会已经结束，两党之间的分歧与各自内部之间的分化同样令人侧目，双方阵营在一个主题上意见一致──全球自由贸易愈来愈不能接受。美国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这么高调的保护主义，至少不会在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身上看到。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全球化被视为众多国家问题的元凶之一，而美国人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不满，成为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民粹立场赢得不少支持的原因，我们必须承认，一些漫无目的，又缺乏组织的批评并非一定就是错的，因为一般民众才最能感受到经济不景的切肤之痛。
　　
　　在未来20年，全球化的本质将出现重大改变，而且将对劳工市场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先进国家对全球化的负面情绪，以及贸易好处未能平均分布的问题。
　　
　　过去20年，美国少数富豪愈来愈有钱，其余大部分民众赚的钱足够餬口已是万幸。踏入21世纪这16年，美国经通胀调整后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不只没有增长，反而走出衰退后持续下跌。注意这里说的是中位数，不是平均数，也就是说半数家庭的境况更加糟糕。
　　
　　这是否因为经济没有增长？不是。经通胀调整后的人均GDP，由2001年第一季的43935美元，升至今年第一季的51090美元，换言之，经济在这16年间增长了16%左右，但大部分家庭收入几乎没有增长。
　　
　　题外话，美国第二季GDP增长1.2%，而第一季的增长亦下调，意味今年首6个月，美国只按年增长了1%，而通胀也只按年增长了1.1%，远低于联储局的2%目标，工业生产也表现呆滞，在这些数据下，笔者打赌联储局在年底前不会加息。
　　
　　有钱人明显赚更多
　　
　　美国最有钱的10%人口与其他人之间的收入趋势出现巨大差异。最有钱的10%人口的平均收入，蓝线是其余90%的人口，从1930年到1970年，两者走势非常接近，但在1970年后开始改变，那10%的有钱人收入增长更快，而余下90%的增长几乎持平。
　　
　　上世纪70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最明显的应该是中国对外开放贸易，而且全球化开始起步，之后数十年，美国很多低技术工作转移到其他新兴国家，改变了全球资本和劳工的相对价值，也导致一般美国人收入增长呆滞，有钱人则不太受影响，因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投资回报。
　　
　　教育水平较低的美国人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资料，通常没有大学学位的人，工资水平也低于平均数。提高教育水平也许有帮助，但更有效是给他们更好的工作，然而现在大部分最适合这些人的工作已经移往海外，难怪承诺要把此类职位带回美国的特朗普和桑德斯会吸引到那么多支持。
　　
　　很多人都说，低技术职位不足，主要是因为制造业衰落，事实却非如此。在过去30年，制造业生产增长了差不多一倍，工人人均产出也增加了2.5倍。然而，职位减少了30%。从1980年至今，美国制造业职位减少了近900万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贸易全球化。
　　
　　全球化具黑暗面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早在其1997年著作《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 ）中已经预见了这个情况。他提出全球化将要面对三难困境（trilemma），民主、国家主权和全球整合三者不可共存，每个国家只可以选其中两个。
　　
　　这正好用来解释英国脱欧的问题。脱欧派宁可放弃与欧盟融合来维持国家主权，而亲欧派则宁可放弃经济事务的话事权来保持欧盟成员国地位。美国政治文化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很像脱欧派，认为美国大得足以自给自足，不需要与其他经济深度融合，但全球化趋势实在无可避免。
　　
　　在70年代，没有美国人会想买日本车，因为美国自己有通用汽车（GM）和福特这些质量优良的大品牌，但现在日本车无论在技术和外观上都赶上了美国，笔者也买了一辆，而且非常喜欢。
　　
　　日本车厂把部分生产线搬到美国，而美国亦从外国进口一些汽车零件，因此到底应该如何界定“美国制造”变得愈来愈难。
　　
　　某程度上，自由贸易的确达到了其宗旨：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好的产品，理论上，较低的成本和工资较高的新职位，可以弥补跨境竞争中流失的岗位，但现实却不然。
　　
　　全球化无疑是成功的，虽然美国政坛把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视为糟糕的贸易协议，但数据证明协议为美国和另外两个伙伴带来很大好处，问题是那些好处分布得并不平均，换言之，全球化有其黑暗面。
　　
　　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罗奇（Stephen Roach）最近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题为《全球化断线》（The Globalization Disconnect）的文章，指出全球贸易近期响起警号，2009年至2016年平均增长3%，只及1980年至2008年的一半，而这种不济表现令全球化面对更强烈的政治抗拒。
　　
　　适应改变可自救
　　
　　全球化已经进入新阶段，最新的2.0版本覆盖更广泛，包括之前很难做交易的无形资产，例如软件程序、工程设计等各种跨境服务，现在拜互联网所赐全都可以做到，而且由于技术进步，2.0版本发展得比1.0更快，也导致更多职位被取代。
　　
　　可惜，罗奇指出，很多经济学者都忽略了贸易全球化对工人生计打击愈来愈严重的情况，而在目前的民主制度下，受全球化黑暗面冲击的一群，不会安静地等待环境好转。
　　
　　美国已经开始把制造业生产线搬回国内，这样做并不代表流失掉的职位也会回来。事实上，在未来10年，随着科技进步，制造业招聘的工人将比现在少很多，但同时生产仍会大幅增长。
　　
　　当然，新科技也会带来新工业及新职位，但这些职位需要的是新技术，旧有的一套将不适用。将来需要适应环境变化的不只是年轻人，40岁和50岁，甚至60岁的人也将需要应付这些转变。
　　
　　受保护的一群——有钱人及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感到不安是有理由的。不受保护的一群，也就是一般美国人，他们表现出来的愤怒不是总统选举年特有的，也不是一些暂时性的现象，而是一种趋势，随着保护主义壁垒进一步崩塌而逐渐恶化的趋势。
　　
　　在不太遥远的未来，真正能够保障自己的方法，是学习适应上述那些无可避免的转变，而且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工人，企业也一样，因为科技日新月异，今日最先进的技术，10年后或者已经过时，菲林制造商柯达（Kodak）宣布破产，专门提供影音租售服务的百视达（Blockbuster）实体门市全面关门等就是好例子。如果无法适应，随着时代转变，无论是个人或者企业，所感受的只会是看着未来从他们眼前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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