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供给侧改革如何支撑中长期慢牛行情？

　　在五中全会之前，中财办找了五位学者做内部“命题作文”式的课题研究，以为决策做一些参考铺垫。五个题目各不相同，比如有宏观经济趋势分析，有日本、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教训。我接受的课题，是完善供给侧环境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和活力。拿到这个题目，我就有一个基本判断，决策上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图，是“谋定后动”地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从供给侧入手来打造新动力体系，而且是要落到微观主体怎么样能够发挥潜力与活力。中央对供给侧这方面的指导方针，从这个安排的意义上来说想进一步借鉴吸收学者的意见建议。我们尽自己所能提供出建设性看法与意见，形成了三个层次、结构比较简明的一个文本。
　　
　　第一层：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需求管理旁边，已可观察到有大量的供给管理案例和迫切需要，所以我们强调传统的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亟需打破。比如，领导人一定关心全面小康决胜阶段怎么托“三农”这个底，中国广大农村区域的七千万贫困人口怎么脱贫？这个“底”是一定要托起来的。中央文件现已明确要求“精准扶贫”，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供给管理表述，绝对不是一个总量需求管理的概念。什么叫精准扶贫？是要把七千万人的致贫因素一一分析到位以后，对症下药形成一套解决方案的组合，这是一种供给管理方案。七千万人里，有一类可以认定是因为他们居住的自然生态环境不适合人类生存——一旦认定这一点，那么别无选择，必须采取过去已确立概念的异地搬迁扶贫方式，时间表还很紧迫，再高的成本也必须去做，对于在哪儿找到地皮建新村，怎么组织相关投入尽快把新村建好，跟着要组织干部力量逐家逐户去做说服动员，故土难离也要离，引导、服务这些人搬过去之后，还要做回访：过去的经验是常常过几个月、大半年，新村的人又跑得七零八落，很多人又回老地方去了，说住不惯，还是原来的地方住得惯，结果还是不能脱贫。所以，一定要巩固搬迁成果做到位。第二类，不能认为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能在生产上打通门路而致富？必须赶快组织有水平的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专家过去给人家耳提面命，种植也好，养殖也好，打开具体的致富门路。另外再有一种可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农村往往一人得了大病群拖得全家进入贫困状态，这就需要以大病统筹制度覆盖整个农村，包括所有穷乡僻壤，而且还要在里面配上应急的扶助、救助机制，这才能解决这类人怎么脱贫的问题。还有区域性的怎样突破“要想富先修路”方面的基础设施瓶颈问题。过去对此已有认识，现在时间表带来了硬约束。前些天我在四川凉山州参加一个论坛，那里有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属高科技前沿（爱基,净值,资讯），但又有大片的山区，如著名的木里县，藏族同胞聚居区，一万多平方公里几万人全在山里，他们怎么样脱贫致富？所谓要想富先修路，是必须赶快建成几条交通干道，这是个巨大规模的投入，钱从哪里来？凉山州导入新机制，跟民营企业太平洋、天然气已60%以上依靠进口，不可能再提高依存度了。基于我们的资源禀赋条件，就必须突破性地实现煤的清洁使用，并纳入各种多方努力的措施的组合之中。这种破解非常之局的非常之策是什么呢？正是供给管理形成的一大套系统工程式的方案——这是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另外，我们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考验就在眼前。虽然对这一概念还有争议，但是中央现在已经非常明确地从领导人到有关部门一起在讨论怎么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那么多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中国必须有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面对中央文件表述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如果处理不好，前面大半个世纪90%的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大概率在中国重演的话，我们原来“从未如此接近”的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就可能变成可望而不可及。这个威胁难道不是国家战略层面必须考虑的大问题吗？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严重一些，一定要正视中国怎么避免重蹈那么多国家的前车覆辙，而力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我们强调，要应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挑战，解决好如何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当年非常清醒而高水平地给出一条思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致富；致富不可能齐头并进，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要回过头来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不能解决防止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这是他非常清晰的认识。现在网上不少人情绪化地说邓小平只知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完全不符合历史情况。我不认为邓小平是完人，邓小平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在这个事情上必须说公道话，邓小平非常清晰地特别强调了要坚持走向共同富裕。问题是怎么走？比如中央三中全会提出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此前在千难万难的情况下，上海、重庆两地启动了房产税试点，但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步履艰难。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共享发展是归宿，要优化再分配，走向共同富裕。操作点在哪儿？看来看去，再分配能避得开财产税、房产税吗？恰恰在这个事情上现在我们还没做出无法绕开的立法与制度建设。其他相关的事情还有很多复杂、细致的问题。但别无选择，必须往前走。
　　
　　在国情制约和问题导向下，要解决问题，攻坚克难，时间表上我们必须清楚地划出三个战略分期。第一，全面小康阶段决胜阶段必须实现的2020年的任务目标，一是达到全面小康；二是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个的难度比全面小康大得多，全面小康达标只要未来几年年均GDP增长6.52%以上，再配上社会政策托底，而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则要艰难得多，现在要看再往后，中央怎么进一步作出指导。第二，再往后的十年间，中国那时候人均GDP应该在一万美元以上了，再往上走两三千美元，可达到动态比较的高收入经济体的下沿，那时候还要防止出现反复，很多先例是到那时候反复了。如果中国能乘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有第三，即再后面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软实力和硬实力，而达成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软实力怎么提高，更是一篇大文章。
　　
　　我们向中财办上报的第三层基本看法，是提出建设性的思路和意见，主题和基本思路就是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激发微观主体潜力与活力。
　　
　　首先，针对着五大要素相关问题，必须逐一考虑对策化的解决方案设计。人口政策方面要及时调整。我们提出放开二胎，后来中央五中全会宣布的是“放开两孩”，与此仅有微妙的区别。放开二胎怕什么呢？谁撞上大运，前面一胎是双胞胎，也允许他们要二胎，就这点小区别。但是有关的管理部门斤斤计较，五中全会的中央表述是放开“两孩”，比放开二胎稍微严格一点。现在看，放开“两孩”以后一系列的信息表明，中国人生育意愿在明显降低，很可能需要更积极地考虑后续推出鼓励生育的措施，并实施优化和提高人口素质的战略部署。
　　
　　其次，在土地制度方面，我们认为应该积极推进重庆“地票”试点，解决好一定要“另辟蹊径“的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地票制度有很多合乎逻辑的创新点，而且重庆也在这方面努力积累了经验，已走了七年，有关部门的态度是只许在重庆试，成都曾经跟进，迅速被叫停——我们认为这不符合邓小平的改革智慧，应当尽快扩大试点范围，总结经验积极推进。
　　
　　第三，在金融改革方面，我们也提出一系列的建议。金融改革在2015年有非常重要的进展，应当乘势巩固存款保险制、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成果，落实后面的跟进措施。
　　
　　第四，企业减负的改革，除了减税之外，还要实质性减少税外的收费、五险一金、各种各样的隐性负担。一个企业开办，要盖很多章，至少几十个，每个章都要有打点，这种负担的减少，不是靠运用减税概念能够解决的，一定是配套改革才能解决。
　　
　　第五，在教育方面一定要有实质性的教育改革方案，破解“钱学森之问”，科技方面一定要有符合科研规律的全套制度安排，才能真正可持续地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这五大要素所对应的供给侧改革，还必须配上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司法等多方面综合配套的改革，这方面我再举个例子。我们认为，必须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结合式”地来对接给整个行政架构伤筋动骨、脱胎换骨的一番改造，这才能取得实效。总理这么强调、三令五申的减少行政审批，现在推进到中央政府层面还剩400多项审批权，都是“命根子”了，都是实权，怎样真正进一步改革？应当结合大部制和扁平化，在结合式配套改革中动真格。横跨两届政府都明确的大部制改革，很遗憾只走了一点小碎步，以后有没有可能，找到机会来一个真正把大部制跟扁平化结合在一起的“凤凰涅槃”。这个事情可看看法国、韩国，人家早早就作出了大部制改革。中国要过这一关，时机在哪儿？我们看重的是十九大，不敢说一定能解决，但方方面面应努力推动一下。十九大离现在越来越近了，有可能在这方面促使决策层下决心吗？如果能够真正脱胎换骨地来个“大部制加扁平化”，把这些庙拆了重新整合以后，再处理好和尚怎么念经、行政审批怎么合理化的问题，那就可能得到一个新境界来理顺全套政府架构，跟着的就是那个时候已精简了、消肿了的政府，怎么“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把职能合理化问题做更好解决，还有如何积极解决给政府工作人员提高工资的问题。这些我们在建议中形成了粗线条框架。
　　
　　我们特别强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考验关口，中央确定供给侧改革，所要寻求的，就是抓住矛盾主要方面，攻坚克难——只有通过供给侧入手的这套改革，才能把千千万万微观主体创业、创新、创造的活力真正释放出来，把可观的潜力真正激发出来，以实现全面小康，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达到伟大民族复兴，完成现代化伟业。
　　
　　还要简要回应一下大家对于市场的关切。首先，我知道大家关心股市与供给侧改革的关联。非常简单地说，我认为
　　
　　供给侧改革对股市的影响总体来说是间接的、中长期的。我个人理解，当下中国的股市需要在剧烈动荡之后，走一段休养生息的调整。在经济基本面形成稳定向好支撑力之前，轻易不要相信在某些特定时点上所谓“牛”的因素，改革牛也好，资金牛也好，消息牛也好，等等，这些分析，看着有一定道理，但是一定不要忘了整个股市如果能出现一个相对来说有牛市特征的发展过程，一定要有基本面的这种支撑。我们现在基本面上经济继续下行，还没有切实完成探底企稳，实话实说还伴随不少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困扰我们的方方面面。企业家是这个感觉，我们的体制内人员也是这种感觉，知识分子也相当普遍地有这种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真正让方方面面吃定心丸，怎么可能来个基本面的牛？总书记在今年两会上专门到工商联和民盟会上讲话，给大家吃定心丸，看来这个定心丸还要继续吃。因为最新的令人不安的信息，是这几个月中国的民营企业投资明显在走下坡路，这个事情要赶快跟踪分析，一定要认清，我们升级版的发展是要坚定不移地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怎么让民营经济在复杂的环境下有基本的信心，定心丸需要继续吃。在这个情况下，
　　
　　股市主要是间接地与供给侧改革发生联系，不要以为对供给侧改革有个什么样的表述，有个什么样的具体部署，股市会应声而起。当然对中长期影响我们可以做一些期待，已经有这么多信息表明决策层是认准了推进供给侧改革，不断发文件，股市的相关建设与完善，必须跟上供给侧改革。
　　
　　如果说经历了一个结构优化调整的阵痛过程，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是很有希望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比如在今年年底之前，最晚明年年初、上半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阶段性的探底，探底以后处理得好，就应该能够企稳，企稳以后这个经济状态也就可望“常”了。其实我们已经几乎退无可退，季度GDP增速已经落到6.7%了，稳增长加上优化结构，要稳在6.5%以上，企稳以后，时间越长越好，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跟着的市场信心就可能开始积聚，对股市，那时候可以讨论有没有可能展开一轮更接近慢牛的行情。当然对剧烈振荡，大家还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形成结构优化、增长质量提升的全面铺垫以后，供给侧改革才有可能支撑出一个中长期近乎慢牛的行情。
　　
　　房市方面，应该有望更快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是有种种针对性的，都包含非常明显的触动与改善结构的意图。比如房地产市场上“去库存”，这是非常明显的对应性指导方针，但是具体分析我们的房市，一定要抓住它的“分化”特征：现今中国的房市、楼市，形象的说法叫“冰火两重天”，火的一边，大家都体会到了，深圳火，上海跟着，北京热度也比较高，广州稍微温度低一点，但仍然是提升的状态。一线城市往上明显回暖，甚至升温过猛，已经逼出来一些更严格的限购措施——最近一段似乎在开始见效，但是一线城市绝对不是去库存的问题了，是赶快向前考虑怎么增加有效供给的问题，而且应当一并考虑中长期制度建设。我认为一度被管理部门有意回避的加快房地产税立法之事，现在要再做一次反思，至少我们不应该在推进立法方面再拖延。法律规则上的设计可以根据情况有所区别对待，比如在一线城市争取首先把人大审批通过的房地产税法加以实施，这可能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积极态度。
　　
　　在“火”的旁边，我们还得注意“冰”的那一边。原来大部分的二线城市多为冰的部分，现在看起来有越来越多的二级城市跟着火起来了，需要及时在具体区域掌握好针对性的对策。三四线城市总体上听到的信息，普遍的还是库存压力沉重，但已经不排除某些三四线城市开始有交易放量，那就要及时处理好去库存和增加有效供给之间的关系。更多的三四线城市则在去库存压力很大的情况下，需要讨论具体用什么样的政策手段来实现去库存目标。仅仅以商业性金融方面的手段给予支持，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希望，主要在于吸引农民工与自己家乡就近情况下，出手买房子，但他们的资金实力，大多数情况下不足以支持购买商品房。所以，必须在三四线城市中匹配一些特定的政策杠杆。总体的“去杠杆”背景下，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去库存，还需要加杠杆，特别是政策杠杆，从而把一些存量房转为共有产权房，甚至可以调整为公租房。配上这些政策杠杆支持去库存的实际推进过程，都是需要一城一策具体设计的。
　　
　　所以，在房地产市场非常明显带有分化特征的情况下，一地、一城要设计供给管理，不能满足于像需求管理那样笼统地说一个调控方向是什么。我们现在于大面上，只能说去库存主要对“冰”的方面，而冰的方面的每一个城市，都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好一套带有操作细节的方案，这就叫供给管理，而且要求是尽量高水平的供给管理。可知，大家关心的股市、房地产市场这方面，可以从前面所认识的供给侧改革概念，引出如何设计和掌握带有结构复杂性、挑战性、但是非做不可的供给侧改革方案。
　　
　　很多同志关心营改增。我们注意到2016年5月1号以后，已按照“军令状”全面铺开营改增，后续的细致工作必须迅速跟上，有关部门会紧密关注信息的反馈。比如上海的同志说到营改增里怎么处理好人力资本比重比较高的特定行业，这实际上涉及我们说的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发挥机制问题。很多高科技企业有大量的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相关的科研开发带头人和团队的薪酬，在企业综合成本中的占比高，而可做抵扣的因素比别的企业要少。怎么按照营改增内在逻辑真正支持这类企业发展？如果简单按现在营改增的套路不加区别，恐怕就事与愿违，他们受到的不是鼓励，很可能受到的是限制。怎么形成解决方案？那就得专门作调研，赶快制定和跟上针对性措施。我们在企业调研中还碰到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中国公路运输中的货运是至少近千万辆大卡车，这些货运大卡车过去的相关税制设计叫“有车承运，以票控税”，每辆车的个体车主在什么地方（大都在原籍）注册完成税务登记，以后就要在那边取得凭证，然后做进项抵扣。实际这哪里做得到？这些车是布朗运动式地分布在全国，一单一单随机接活的，他怎么可能按原来的那套税务规则来完税呢？新兴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出现了一种无车乘运的服务平台，有的企业已经做出一定的成绩来了。比如一家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生主导的公司，通过互联网联系全国200多万大货车主，在信息平台上处理整个物流，尽可能方便地让他们有活可接，相对低成本地来发挥公路大卡货物运输的功能作用。这种无车承运的主体，即服务商，作为一个公司注册，是成规模的一般纳税人，在它发票上是11%的税率，但前面他联系着的200多万分散的个体车辆的车主，是小规模纳税人、税率是3%，怎么对接？这就碰到难题了。实际生活里逼出了潜规则、大多靠过桥过路费、加油费发票等找利益平衡，越搞越紊乱。没有如何按照实际业务发生情况完税的可行规则，营改增所要追求的实际效果可能大打折扣。业内人士很着急，也在跟我们互动讨论怎么形成一个解决方案。有关部门的基本态度往往只是认现在已拿到的文件依据，公权环节上的管理者很难形成一种积极主动性，去参与讨论碰到问题以后怎么解决，这也是感觉很令人遗憾的事情。所以，营改增这么好的一个大方向正确的改革措施，要真正取得实效，各行各业在供给管理这个概念上，一定要解决具体问题、落到设计好可操作的解决方案上。
　　
　　还有一些同志，关心改革发展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机遇，怎样才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我觉得企业界的朋友们首先要有个思想准备，还得继续忍受阵痛。但与这个过程结合，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苦练内功”。其实有些企业，前面已积累了一些优势，是在普遍感觉困难的情况下，“没事偷着乐”，订单可能不降反增，是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品牌效应，在乘势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这种企业给我们做出了一定的表率。另外一些企业，要争取突破临界状态，通过炼内功、忍受阵痛以后达到升级的境界。实话实说，竞争的最后结果一定是有些企业过不去，这方面光讲空话不解决问题，现在已有的社保体系，就是要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与真正淘汰落后产能而出现相关企业兼并重组和破产带来人员安置、培训的问题相匹配。就业问题解决好，要靠政府牵头，以社保体系托底来解决到位。企业则必须争取在市场竞争里面找到自己应对挑战的相对优势来采取生存发展和做大做强。
　　
　　有些领域里，我观察其实是乘势往上继续发展的问题，比如这几年虽然经济一路下行，但在中国，大家可注意一下，保险业、理财公司的日子非常好过，只是在很多场合不公开说而已。看看这些保险、理财方面的著名公司这几年的基本数据，业务量增长幅度不是20%，是30%以上，利润水平也是，动不动就是30%以上的年度利润增长幅度。什么道理？经济下行过程中，中国的一些发展潜力仍在释放，老百姓收入仍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有了金融意识，而看到经济下行他们又增强了避险意识，凑到一起，保险、理财倒是香饽饽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一定要分别做出具体的分析，所以也不是简单的忍受阵痛，你说这些保险业的高速发展中有什么阵痛？这些事情都得具体分析。另外像华为，很独特的那一套创新发展，大家还在继续观察。我看华为是在高度的风险意识下按照已经形成的一套企业文化和企业发展战略，鼓足干劲继续乘势往上追求超常规发展。诸如此类的不同行业、企业所面临的形势、机遇和困难，一定要具体地分行业、分企业、分特定条件来做出分析认识。
　　
　　最后谈一下有些朋友反复追问的一个事情：将供给侧改革说来说去，有大道理，有原则，到我这个区域，到我这个行业或者企业，我有什么抓手，能不能讲点基本的切入点。我看切入点至少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表述。
　　
　　第一，供给侧首先要考虑如何抓制度供给。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方面并不能说可以对改革做全局优化设计，但是于中央的改革规划之下，地方政府有什么自己创新的空间，还是应继续鼓励先行先试，同时中央还有一句话：重大事项上不能抢跑。显然这个地方有所作为的空间有限而微妙，但毕竟存在一些自主作为空间。如果看区域发展中地方领导班子决策上能够形成共识的制度供给创新点，我可举个例子：当年中央说省直管县的扁平化改革，除了财政的省直管县之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行政上也试行，后来广东曾经跟进，据我所知全国唯一的一处明确实行行政省直管县的地方，是顺德，当然后来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像模像样的经验总结，但毕竟这是地方可以抓制度供给创新点的一个例子。新的一轮改革走到一定的时候，特别到十九大对通盘设计又会有一些明确指向之后，地方、企业都一定要注重抓制度供给创新。企业相关的制度方面，更有不同层次上的创新点，华为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不上市，是不是也属于一种创新个案？
　　
　　第二，对政府来说，抓规划的供给。如京津冀一体化，其他各个地方政府，无一不是需要动态优化自己辖区通盘的发展战略规划，落到“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现在这看得很清楚，不可能指望基层分散的主体通过试错法，在每个地方政府辖区形成一个通盘合理的结构性复合型规划结果，政府这方面的责任天经地义。政府需要很好组织专家力量凝聚专业能力，汲取全社会的聪明才智来支持规划层面的科学决策。以后几十年，地方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争先恐后的竞争”还会延续，比拼的首先是规划。企业和企业集团也有生产经营战略规划这方面的供给管理问题。
　　
　　第三，抓政策供给是不言而喻的。有些政策是垂直的，如“去杠杆”指标上广义货供应量币M2由中央调控，跟地方企业不直接相关。但到了地方，如果说到财政政策，分级财政的贴息、信用担保、产业基金、引导基金等等相关政策，都有可塑性和创新空间，这都是可以抓住其可塑性来加以优化的政策供给问题。
　　
　　第四，投融资的供给，在PPP方面大家值得做更多的了解和努力。我认为确实有广阔的前景，它最容易在很多人指责所谓“官场不为”的情况下，却在不少区域决策层达到“天时、地利、人和”凑在一起的状态把事情做起来，因为，政府、企业、专业机构是一起走阳光化的程序，谁也不用担心别人抓你的小辫子，不担心吃不了兜着走，就可能把一些事情真的做成了。想干事、会干事的人合在一起干成事，不出事，PPP是一个阳光化的好机制。实话实说，欠发达区域的领导层在PPP这方面往往更敏感，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我们接触了不少市县级领导，他们听明白PPP以后真的是眼睛一亮，已经看到，很多中西部区域在实行PPP开拓创新中比长三角、珠三角做得更积极一些，这也合乎情理。发达地区这边，政府财力雄厚一些，而欠发达地区感受到政府财力方面更有压力，一定要找到政府以外的资金。做起来不会发现，PPP是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在一起“1+1+1>3”的绩效提升机制，可以更快形成好事做实、实事做好的政绩，经受时间考验，政府何乐不为？企业在里面也会得到它的长期投资回报，专业机构也是得到自己专业技能发挥之后扩大市场份额、实现自己专业团队价值的应得的回报。
　　
　　还有第五至第八个切入点，就是科技的供给，人才的供给，资源的供给，环境的供给。这几个要素中，科技不一定追求数量，地方政府也不一定上来只抓高科技，适用技术同样也是有效供给。人才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重大的决策、重要的项目，请国内外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贡献智慧，提出建设性建议，这就有了人才供给。资源的供给现在要看到全球物流模式在迅速改变，我们怎么样跟上，是做好资源供给的创新。环境供给上，要抓住抓好各个政府所在辖区、各个行业相关的绿色发展、低碳化。
　　
　　诸如此类的问题，使供给侧改革看起来确实有复杂性，但完全可以根据理论的创新认识和借鉴实践经验，首先抓住一些各地、各行业企业相对有把握的实际操作点，找到抓手，来寻求做出我们能够在推进过程中不负于时代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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