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刘元春：下半年将迎改革最佳窗口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任务，而今已经过去了半年。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推动这项工作。但是在部分领域，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尤其是去产能方面，因为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强劲的反弹，导致一些已经已关停的产能甚至重新复产。而在去库存方面，工业企业的去库存比较明显，房地产去库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部分一二线城市房价疯涨，又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本专题对这些工作进展提供一个全面的解读。

　　目前中国经济处在比较艰难的时候，提供了大破大立的机会。经济增速趋缓，体制深层次的问题凸显出来，社会改革共识也已经形成，进行大破大立改革的阻力减少。

　　上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频出，包括钢铁、煤炭等去产能，不少省份跟进了减税清费、降低社保缴费、降低电费成本等改革，另外房地产销售火爆带动房地产库存减少。

　　但结构性改革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6月份数据显示，钢材产量同比增长3.2%；国企还在加大基建领域的投资，杠杆率还在进一步上升；房地产一二线城市库存去化明显，且带来持续一年多时间房价的上涨，而去库存重点区域的三四线城市似乎并未好转。

　　上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如何，如何评价？结合上半年经济运行，后续又该如何有重点地推进结构性改革？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

　　下半年迎改革最佳窗口

　　记者：请综合评价一下上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刘元春：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进展还是不错的。比如煤炭产量下降，房地产库存也在下降，工业企业每百元成本费用也在下降，但是这些对当前经济发展究竟带来了什么效果，对于盘活整体经济内生活力有多大的作用，还需要继续观察。现在只能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刚刚开始，下半年推动改革变得更为迫切。

　　记者：为何说下半年推动改革的紧迫性越来越强？

　　刘元春：三去一降一补，从目前来看，实施的难度比想象的要大。

　　虽然当前经济稳增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中国经济内在的扭曲在进一步的加剧，内生性下滑趋势抬头，风险在进一步上扬，不平衡、不持续的一些问题远远没有结束。

　　稳增长取得阶段性的、超预期的成效，这为下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空间。下半年要想稳增长，要想从根本上达到经济调整的目标，就必须要动真格、大规模实施改革。

　　今年下半年和明年是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佳的窗口期，错过了这个时机，再要想寻找这样的改革机会就很困难。

　　记者：为何说下半年是最佳窗口期？

　　刘元春：首先，我们已经做好了很多改革前期准备工作，比如推进反腐实现对政治生态的净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初步出台。

　　再者，目前中国经济处在比较艰难的时候，提供了大破大立的机会。经济增速趋缓，体制深层次的问题凸显出来，社会改革共识也已经形成，进行大破大立改革的阻力减少。

　　第三，现在全球所有国家都在推进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决定了未来各国在世界竞争力的强弱。中国有体制的优势，有改革的空间，现在也积累了很多推动改革的力量。

　　如果错失目前大破大立的时间点，前期很多准备工作会被浪费，同时还有可能丧失国际竞争力。

　　防国企杠杆率过快上升

　　记者：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在您看来，经济运行的主要风险点是什么？

　　刘元春：首先，政府政策驱动力难以从根本上弥补市场需求缺口。突出的如投资，政府持续出台政策稳投资，仍然难以弥补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的缺口。

　　再者，中国企业债务在持续上扬。中国当前经济，从投资-出口驱动型，转为借贷投资驱动型。这会导致经济在高负债运转下，负债越来越沉重，借新还旧的需求越来越大，内生增长动力不断被销蚀。

　　三是，资金脱实就虚的状况在进一步加剧，大量资源难以真正回归实体经济。

　　四是，基础性的产出指标在恶化。例如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长率等指标，在今年出现了大幅回落，这些基础指标没有出现根本改观，经济要摆脱当前困局比较难。

　　记者：投资驱动型经济，导致国企杠杆率在不断上升。后续该如何去杠杆，国企杠杆持续飙升有何风险？

　　刘元春：去杠杆的目标并不是降低债务绝对规模，也不能单纯理解为杠杆率的下降。去杠杆的目的是，为实现债务的可持续性、提高债务效率，这是核心。

　　杠杆率增长太快和我国金融体制，也和经济增长较低迷、国企预算软约束等都有关系。政府的保护、银行的偏爱，以及目前对投资项目审查趋严等，导致资金宁愿给没有效率的国企，也不愿意给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这就导致国有企业杠杆率不仅没有降，反而出现一些膨胀，这是最头疼的问题。因为国企效率在下降，债务率又在快速上扬，会更容易导致一些系统性问题。

　　下一步，应通过多种途径来防止国企杠杆率过快上升。具体而言，第一要防止地方政府过度救助国有企业；第二就是要防止金融体系过度贷款给国有企业；第三是国有企业必须要进行自我的改革和战略性的重组，需要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国企改革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问题。怎样在政府与市场，国企与民企，银行和其他的金融部门之间，寻找到平衡，进而在效率与公平、效率与稳定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动态平衡——这是进入一个新的模式的关键。

　　房地产市场整体风险不大

　　记者：上半年国企在土地市场上争抢突出，贡献了很多“地王”，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刘元春：当前国企行为出现一定异化。“僵尸企业”还没有开始整治，但大量高负债国企大规模进入到房地产行业，还有大规模进入海外并购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反映国企希望通过资金“脱实向虚”来获得短期收益，企业投资行为发生重大变异。

　　国企通过举债方式，进军上述市场时，资产负债率进一步攀升，意味着中国金融风险进一步上扬。

　　记者：有人说，当前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有点像去年6月份的股市，存在泡沫破灭的风险。您怎么看？

　　刘元春：从全国来看，房地产系统性的风险不存在，因为房地产各类参数能够支撑起当前局面。一线、部分二线城市由于土地供应大幅度下滑，供需缺口太大，导致大量“地王”出现。

　　目前来讲，房地产整体杠杆率并不高，个人购房杠杆率不高、房贷不良率也不高，无论是投资杠杆率还是消费杠杆率都很低。

　　房价上涨，主要会产生民生方面的问题，以及城市后续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城市房价、租金过高，整个城市发展成本过高，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是地方政府从城市或产业发展角度，需要考虑的问题。

　　后续的话，一线城市需要加大土地供应，而三四线城市则需要继续去库存。

　　记者：下半年经济运行，需要关注什么风险？

　　刘元春：人民币汇率波动，引发资本外逃等，需要尤其关注。

　　很多系统性问题，会通过汇率这个途径进行综合暴露。问题一旦暴露出来，导致的冲击可能比其他金融参数带来的冲击更剧烈。

　　目前来说，外部环境的动荡还在持续，特别是最近脱欧事件出现之后，各国汇率关系和各种商品的比价，出现新一轮跳跃式的变化，这个变化肯定会出现回调，进而又产生新一轮震荡。汇率震荡，如果叠加上国内一些其他问题，可能会引发一些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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