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所有权的分配：依然缺乏全国性明确规定

　　预想中新一波的“科研人员下海潮”还暂时未看到出现的迹象，至少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邓志东的观察中是这样的。同时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智能自动化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邓志东在近期的一次该学会会议中并未发现有谁离职创业，“离职创业的没有，退休的倒是有”。

　　从去年3月开始，政府陆续公布了一系列旨在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和与此相关的科研人员创业的政策。

　　这些政策对于科技成果的分红激励、人事关系保留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尽管成都、广州等地区已经开始做出尝试，但对于“科技成果所有权的分配”这一核心问题依然缺乏全国性的明确规定。

　　在有过数次“接近创业”经历的邓志东看来，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不仅是有关科研人员创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到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

　　“关键而敏感的问题”

　　邓志东把这看作最后一次机会。

　　目前已经年愈50的邓志东一路从虚拟现实研究、物联网研究转战到了目前的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研究领域，几乎覆盖了目前技术类创业的所有“风口”。但邓志东并不甘心仅仅停留在研究领域，他更想前进一步，跨入市场。

　　“前进一步”正是目前政策层面极其希望出现的。在2015年3月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符合条件的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经所在单位批准，可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保留基本待遇到企业开展创新工作或创办企业”，两个月后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为这部分科研人员下海创业提供了“可保留3年职位”的权利。

　　后一份文件因与1983年推动第一波下海潮的相关文件类似，也被称为“停薪留职2.0版本”。

　　在数个政策和法规颁布后，诸如事业单位技术人员离职创业、科技成果分红激励等一系列问题得到了明确，然而，在这条路上依然还存在着一个关键的问题。

　　用邓志东的话描述，这是一个“又关键又敏感”的问题——科研成果所有权的分配。

　　邓志东打开了实验室内一扇铁柜的柜门，这整个柜子和旁边的半个柜子整齐的码放着邓志东从1994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副教授以来的部分科研成果，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科研成果的科研经费都来自于政府或者学校，这也意味着，这些成果的所有权并不属于邓志东。

　　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被视为国有资产，而不合规的科研成果转化可能被视为“国有资产流失”，鉴于这一前提，高校和科研机构保持了一种高度谨慎的态度，研发人员个人对于这一成果的转化要经过漫长的报批和协商。

　　这种协商的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臻云创投创始合伙人、英诺天使基金合伙人祝晓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接触了上千家技术类创业企业，其中就包括一些科研项目的创业团队，这些团队与高校或者科研机构的股权分成从7%到50%以上不等，完全取决于创业团队和高校的协商情况。

　　这意味着，当高校科研人员鼓足勇气跨入市场时，整个团队占有的新项目的股权可能不足50%，面对这样的股权结构，作为天使投资人的祝晓成坦白的表示，自己是没有信心去投资的，毕竟变数太多。

　　当然，“所有权分配”拦不住所有人，在这其中依然有通过和科研成果所有权单位进行融洽协商并最终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企业，比如联想；同时也有绕开这一限制，通过其他途径创业的团队，比如程华（化名）。

　　作为211、985高校的博士生，程华和数名同学正在创业，他们创业的项目是目前处于高速发展期的机器人项目。在此前的研发过程中，他们申请的专利成果所有权归学校所有学校，但是在进行创业的过程中，他们又重新在申请了另一个所有权归自己团队的专利，并基于后一个专利进行产品的研发。

　　决定这样做是因为程华所看到过的一些同校先例，在那些例子里，用学校所有的科研成果进行创业会经过漫长的审批和沟通，最终的股权分配也会制约后续的融资幅度，这些对于程华这样的技术创业者来说，成本太高了。

　　这样的成本让程华和另一部分有同样顾虑的创业者不得不选择一条“打擦边球”的道路。

　　谁来做成果的产业化开发？

　　“这都是青春啊，多可惜”在邓志东打开柜门时，口里念着这样一句话。

　　左侧的柜子码放着数排带有各项探测器的微小型硬件节点，这种节点是科研成果无线组网技术的重要硬件——这种技术应用于物联网领域，可以适用于智能家具、危化品集装箱运输以及煤矿井下环境探测；右侧的柜子的角落，躺放着一个小型的仿人机器人和接有电极与线路的头套，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利用脑电波控制机器人进行简单的动作；在另一个柜子的下方，一堆杂物后面，藏着一整套VR设备，这套设备与目前的VR设备有类似之处，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属于1999年。

　　邓志东可惜的是，这些从1994年入校进行科研教学工作以来所取得的科研成果除了极少几个的应用案例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安静的躺在柜子里，而其中两个项目曾经非常的接近市场，一步之遥。

　　1994年也是中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成员国的一年，在随后的22年时间中，中国的科研实力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仅选择一个小的切面，就可以看出这一突破的幅度，1994年国内职务发明专利的授权量为11591件，2015年这一数量增长至23.9万件。

　　在突破之下，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在7月2日举办的强国知识产权论坛上，中科院院士倪光南表示，中科院有效发明专利的平均维持时间仅为5.2年，维持在10年以上的占比仅为5.5%，维持五年以下的，占比接近62.4%，有效维持时间多维持在第2-7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专利成果多没有进行转化。

　　专利成果和科研成果并不能完全等价，但是专利成果中包含了一部分离市场最近的科研成果，而从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的难度邓志东经历过两次。

　　第二次发生于2009年，在邓志东的无线组网技术研发成功并进行了几次小规模应用后，一家企业希望将这一技术应用于金融系统，但是这家企业并不仅仅是需要知识产权，更需要邓志东本人离开体制，合作组建一个公司进行这一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开发。

　　但是碍于当时各项配套政策的不明确以及个人事业考量，邓志东并未迈出那一步。

　　这次困难让邓志东意识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大部分企业并不想也无能力负担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开发。“如果说科研成果的投入是1，技术难度是1，那产业化开发阶段的投入就是10，技术难度也是10，需要一支非常强大的工程化开发队伍”。在邓志东此前的无线组网技术项目中，科研研发的经费大致在300万，而产业化开发经费则将超过3000万。

　　产业化开发的难度在于：这个阶段已经开始需要考虑商业模式和二次开发成果的低成本，同时要考虑成果的可靠性和易用性等产品属性。

　　这一阶段构成了科技成果向市场转化的最大难关，高校和科研机构负责第一阶段的科研工作，大部分企业只有能力做第三阶段的商业模式，那谁来负责对于科研实力和资金实力均有着较高要求的第二次阶段的产业化开发工作？

　　在邓志东看来，由科研团队带着项目出来创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激发科研团队的创业能力是转化科技成果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在这方面，国外有些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比如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后者有大量的研究人员带着团队和成果投入创业，这与目前硅谷的繁荣息息相关”。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科研成果所有权的分配问题正在影响着科研人员创业决心的最终落实，从而，它也影响了一部分本来可以通过创业进行转化的科研成果，特别是其中一些应用性较强的科技成果。

　　成都在今年6月初出台的《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在蓉转移转化若干政策措施》已经开始做出改变的尝试，《措施》鼓励高校院所与发明人以股份等方式，对职务科技成果分割确权。发明人可享不低于70%股权。广州也在2015年的相关政策中规定，3年内不实施转化的科研成果，研发团队或完成人可依法取得所有权。但是在邓志东看来，“最好还是能有全国性的统一标准”。

　　程华已经迈出了第一步，邓志东还尚未迈出这一步，前者未来的机会还有很多，而后者却觉得自己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体制内确实给邓志东提供了某种稳定感，但是太稳定了，稳定到他都可以看到了自己的退休生活，这让他有些不甘心。

　　尽管已经错过了两次“迈出一步”的时机，但这次，邓志东似乎已经做出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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