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们应当完成什么？

　　科幻文学在中国虽然很早就得到提倡，但五四以来一直都不甚发达，其原因或许主要在于：科幻文学虽然与科学有关，但在20世纪饱经忧患的中国，最切要的却是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很难在现实的苦难中仰望星空，探寻宇宙的奥秘。新世纪以来，科幻文学在中国崛起，以刘慈欣、韩松、王晋康等为代表的科幻作家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幻作品，在整体上提升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水平，为其发展及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契机。

　　当导演成为传道的圣徒，当电影饱含厚重的意蕴，观影不再是单向度的体验，而变成了庄严的洗礼。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仅凭“七部半”作品成为了电影史上的传奇，并和费里尼、英格玛·伯格曼一道，共享着影坛“圣三位一体”的至高荣誉。1972年上映的《索拉里斯》，改编自波兰科幻小说家斯坦尼斯拉夫·列姆的小说，是塔可夫斯基中期的电影作品。影片主要讲述了心理学家凯受命来到孤岛般的空间站，调查空间站内的奇怪景象和索拉里斯星的结构功能。整部影片充溢着自省、悲情和诗意，彰显了人性的魅力。影片还涉及认知的自洽性、科学的合理性、认同的包容性、体验的纯粹性以及生命的延展性五大主题，主题背后是关于“人”和“人性”的本质真实，最终揭示出的是科幻电影的“人类”情怀。

　　知识能否锁住无知的禁区？飞行员伯顿来到凯家，为他播放了一段自己当年舌战科学调查团队的黑白录像。每当伯顿说到大雾、花园、巨婴等奇景，求知欲极强的科学家便会立刻打断汇报，并迅速向他发问。尽管伯顿强调一切为他亲眼所见，但却遭到科学家们的强烈质疑。的确如此，膨胀的探索欲常常和狭窄的知识框架冲突。从原始社会至今，用已知去推演无知已逐渐演变为人们的思维习惯。随着理性的无以复加，知识话语的霸权否定直接经验有效性的现象变本加厉。毫无疑问，这种思维定势将会极大限制科学的发展，甚至最终会导致人类对真实的怀疑以及对自我的失信。

　　科学能否僭越道德的底线？这次谈话发生在凯和伯顿之间，笔者将其命名为“秋千边的谈话”。根据影片的设置，凯是一个被科学知识同化、保持绝对理性的人。他义正辞严地告诉伯顿自己只对真理感兴趣，绝不会受到任何偏见的影响，毕竟伯顿所看到的可能是幻觉。同时，凯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由此可以结合塔可夫斯基本人的看法作适当延伸。在肯定技术发展进步意义的同时，他深刻地洞悉到科学知识的无情，而对“道德”的敬畏和追求促使他穿透理性的虚伪直抵电影艺术的本源：导演“选择和雕刻时光”，观众“获取和延伸时光”，演员“弥补和演绎时光”。

　　平等能否突破傲慢的怪圈？电影中的主要人物齐聚空间站内的图书馆，背靠孤岛般的星系和浩瀚的太空，展开了一次关于“人和非人”、“平等和异见”的激烈交锋。争论最后，“人类只需要人类”，点明了科学自省和人性救赎的力量。进一步来讲，也许只有人独具的情感和良知才能重新唤醒人们沉睡的记忆，压制人类无限膨胀的欲望。

　　体验能否激活固化的概念？科学家们将凯的脑电波传送给思想之海，引起了思想之海的剧烈活动。思想之海控制住凯的思维，告诉斯纳特，人只能解释概念。人类引以为傲的“概念”，却受到思想之海的如此贬低。在漫长的认识过程中，人们逐渐学会将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将事物的共同特性用抽象的方式加以呈现。因此，人们骄傲地赋予这次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前所未有的称赞。此后，“概念”被赋予承载多重意义、处理复杂事物联系等更多责任，并逐渐变成拥有一套符号逻辑的自足系统。但是，人类在使用“概念”时，却淡化了这种高级认知背后的缺陷：这种认知方式将逐渐变成思维定势，阻碍全新思考模式的出现；这种意义承载方式以牺牲整体性为前提，并且我们暂时无法估量损失掉的那部分意义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人类仅靠这种极度单一的间接性经验处理差异性交互，势必会放大利益的作用，远离原初纯粹的感知系统，最终引发认知灾难。

　　死亡能否延长生命的意义？当哈里启动中微子自毁之后，凯和斯纳特关于生和死展开了一番别有韵味的谈话。“生与死”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超逻辑的循环：生命——意义——未知——匆忙——求知——神秘——死亡——永生。而串联这一系列命题的关键在于“思考”，只有思考幸福、爱和死亡才能接近死亡，拒绝思考这些的意义就相当于永生。换句话说，只有死亡才是人类正常的节奏。死亡不是逃避，而是对于丑陋和罪恶的最大否定，这对于失望的生乃是最大的希望。即使再生也并不可怕，因为复活绝不是单纯的重复。回到初始的状态，再来一遍，将会逐渐学会直面苦难。此时任何苦难再无法摧毁人的内心，因为化身为婴孩已然是人类整个生命过程的最大胜利。毋庸置疑，是真正关于“人”的命题的认识和探索，才带来了所谓的轮回以及轮回以外的意义。

　　《索拉里斯》曾被誉为“苏联的《2001太空漫游》”，这标定了其在科幻电影史上的独特价值。影片在新奇性和陌生化的科幻元素的投射下，实际上通过关涉“人性”的几大主题的讨论和独具匠心的情节安排，最终形成一个特殊的“纺锤结构”，强有力地刺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中心主义”的神话。

　　把笔触延伸到其他的科幻影片可以发现，经典的片子都烛照着“人性的困境”，饱含“人类的情怀”：宇宙神话《星球大战》系列，在恢宏的宇宙文明中交织着残酷的星系战争和铁血政治，在浩瀚的想象时空中演绎着人事的消亡和内心的成长，投射出现实的激情和悲壮；科幻史诗《黑客帝国》三部曲，通过救世主NEO的自我牺牲，艰难达成人类与机器的暂时和平。“情感”是NEO复活的关键，是人与机器交换的砝码，更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困境的精神源泉；在科幻冒险电影《星际穿越》中，飞行员库珀为了整个人类的未来，穿过虫洞去寻找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到底是继续向前，还是返回兑现承诺，库珀在使命与亲情间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使得“情感”获得了超越时空的魅力。《异性》系列、《2001太空漫游》、《黑镜》、《终结者》系列等众多享有盛誉的科幻电影，在细节、情节以及结构深处，也无不镌刻着“人性”的感人力量。

　　实际上，这种对“人类问题”的情有独钟，在科幻电影诞生伊始就由其内在本质所决定。幻想是一种暗含潜在愿望并指向未来的思维形式，而科幻电影通过科学和未来对现实的双重激活延续着幻想的神秘。导演适时地将叙述引向太空、高维等超现实，加入科学的合理性，赋予人们一种摆脱束缚的自由体验，满足了人类探索宇宙的愿望。而正是地球与太空的空间跨度、现在与将来的时间跨度，滋生壮大了人类童年和个体童年的超凡想象，实现了人类对不确定时空的探索。正是基于对未知与未来双重愿望的达成的有效性，在人类文明物质异化的围城中，科幻电影成为直面现实“所指”的绝妙手段。尽管想象有时天马行空，但是循着幻想与现实、情感与体验、导演与观众的认知模式和思维线索，想象得以重新恢复发掘人类文明碎片的原初活力。因为从原始人类试图解释客体世界的秩序到现代人类追溯和展望演变的历程，从幼童“万物有灵”、“主客一体”尝试融入现实生活到成年人理性之余的成长情怀，“幻想”就是集体无意识的最初动因和关键内容。正是科幻电影这种独特的艺术门类，重担起破解人类文化密码的使命，以唤醒被现实困境压抑的集体无意识。它不仅给予人类走出困境的启示，还保留了人类延续至今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于生活本身的热爱和对于生命本身的敬畏。

 

 

返回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