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6月21日-22日，“国家级新区工作经验交流暨新区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重庆召开。这是继2015年在天津滨海新区召开后，国家发改委第二次举办同类型会议。
记者获悉，为监管国家级新区的经济运行情况，国家发改委开发设计了“国家级新区经济监测平台”。该经济监测平台除包含传统经济统计中的面积、人口、核算、工业、投资等统计指标外，亦把创新创业等新型指标纳入其中。
6月21日-22日，“国家级新区工作经验交流暨新区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重庆召开。这是继2015年在天津滨海新区召开后，国家发改委第二次举办同类型会议。
随着6月14日江西赣江新区的获批，目前国家级新区的数量已经上升为18个，本次会议亦是18个新区的首次集体亮相。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育龙在国家级新区发展论坛上称，国家级新区之间差距很大，天津滨海新区经济规模将近1万亿元，而最小的新区刚突破100亿元，甚至有一些新区增长速度低于全国水平。
记者获悉，为监管国家级新区的经济运行情况，国家发改委开发设计了“国家级新区经济监测平台”。
获批加速，新区差距巨大
按照国务院批复的顺序，18个国家级新区分别是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甘肃兰州新区、广州南沙新区、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四川天府新区、湖南湘江新区、南京江北新区、福州新区、滇中新区、哈尔滨新区、长春新区和赣江新区。
其中2014年和2015年，分别有5个新区获批。这是自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获批后，新区获批速度最快的两年。
就国家级新区定位而言，重庆市统筹办副主任张国智称，在各种试点区、试验区层出不穷的时候，国家级新区的定位应该体现在综合性功能区上。
“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当时国务院批准的时候就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先行区、内陆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等，以上定位是复合型、多方位的，并强调先行先试、示范典型。”张国智称，“从这个定位来看，区别于国家在鼓励区域改革创新时设立的各种试点区、示范区，包括自贸区等。”
但国字号新区的过快增长，致使其“含金量”有所下降。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表示，与最早获批的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相比，后来获批的新区能够获得中央特殊权限和优惠政策的可能性已经大幅度降低。
同时，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育龙称，“有一些新区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增长水平，天津滨海新区将近1万亿元的经济规模，而最小的新区刚突破100亿元，体量差距还相当大。”
记者注意到，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地区生产总值为9270亿元，占天津市16538.19亿元经济总量的56%，与之相比，兰州新区GDP为125.8亿元，仅占甘肃省当年6790.32亿元GDP的1.8%。
针对单一国家级新区竞争力下降的问题，陕西西咸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王飞则建议强化国家级新区间合作。
“我们最近与广州南沙新区合作，按照‘一园三地’的模式，建设国家创新合作主题园区，强化制度创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金融科技文化等多领域的合作。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两地龙头企业及行业商会的作用，加强干部队伍交流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共同推进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
探索可复制的体制机制
史育龙认为，国家级新区目前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人气不够是不少新区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现在规划面积2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新区有3个，1000-2000平方公里的新区有4个，最小的赣江新区也将近500平方公里。这么大规模的区域，在短期内要想集聚大量人口，达到规划的人口，难度是相当大的”。
同时，体制机制依然是制约新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新区规划建设的主体责任，以及新区体制与上下级管理体制的衔接问题。
“比如前些年国家法律规定，只有市县一级人民政府才有土地的处置权，有的跨行政区的新区编制了土地往上面报，但是报不出去。这两种体制，我认为应该认真思考体制机制创新的问题。”史育龙称。
事实上，尽管国家级新区含金量下降，但全国还有不少地方仍在争取获批国家级新区。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郑州郑东新区、沈阳沈北新区、乌鲁木齐新区、石家庄正定新区、南宁五象新区、唐山曹妃甸新区、武汉长江新区、襄阳汉江新区等均提出申报国家级新区。
对此，易鹏称，“尽管国家级新区之间的政策红利已经基本没有差别，但从区域内部而言，还是可以起到引领带动作用，比如在西部地区设立的国家级新区，可借产业聚集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对于国家级新区工作的下一步安排，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刘苏社称，希望每个新区在每年都能围绕1-2个重点问题和关键领域推进体制机制探索，为其他新区发展提供示范和借鉴，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和体制机制。
事实上，在机制体制的探索上，作为最早成立的国家级新区，浦东新区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全新的探索——把政府的部分职能事权赋予非政府机关的法律机构。
“如果这个试点能够出成效，我们想把这种模式进行推广，以后政府职能部门会减少，法律机构会相应增加。”陆方舟说。
记者获悉，为监管国家级新区的经济运行情况，国家发改委开发设计了“国家级新区经济监测平台”。该经济监测平台除包含传统经济统计中的面积、人口、核算、工业、投资等统计指标外，亦把创新创业等新型指标纳入其中。
对此，刘苏社表示，“由于国家级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代表作用，准确分析这些数据有助于防范经济风险，预测经济发展趋势。”
6月21日-22日，“国家级新区工作经验交流暨新区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重庆召开。这是继2015年在天津滨海新区召开后，国家发改委第二次举办同类型会议。
随着6月14日江西赣江新区的获批，目前国家级新区的数量已经上升为18个，本次会议亦是18个新区的首次集体亮相。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育龙在国家级新区发展论坛上称，国家级新区之间差距很大，天津滨海新区经济规模将近1万亿元，而最小的新区刚突破100亿元，甚至有一些新区增长速度低于全国水平。
记者获悉，为监管国家级新区的经济运行情况，国家发改委开发设计了“国家级新区经济监测平台”。
获批加速，新区差距巨大
按照国务院批复的顺序，18个国家级新区分别是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甘肃兰州新区、广州南沙新区、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四川天府新区、湖南湘江新区、南京江北新区、福州新区、滇中新区、哈尔滨新区、长春新区和赣江新区。
其中2014年和2015年，分别有5个新区获批。这是自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获批后，新区获批速度最快的两年。
就国家级新区定位而言，重庆市统筹办副主任张国智称，在各种试点区、试验区层出不穷的时候，国家级新区的定位应该体现在综合性功能区上。
“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当时国务院批准的时候就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先行区、内陆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等，以上定位是复合型、多方位的，并强调先行先试、示范典型。”张国智称，“从这个定位来看，区别于国家在鼓励区域改革创新时设立的各种试点区、示范区，包括自贸区等。”
但国字号新区的过快增长，致使其“含金量”有所下降。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表示，与最早获批的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相比，后来获批的新区能够获得中央特殊权限和优惠政策的可能性已经大幅度降低。
同时，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育龙称，“有一些新区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增长水平，天津滨海新区将近1万亿元的经济规模，而最小的新区刚突破100亿元，体量差距还相当大。”
记者注意到，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地区生产总值为9270亿元，占天津市16538.19亿元经济总量的56%，与之相比，兰州新区GDP为125.8亿元，仅占甘肃省当年6790.32亿元GDP的1.8%。
针对单一国家级新区竞争力下降的问题，陕西西咸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王飞则建议强化国家级新区间合作。
“我们最近与广州南沙新区合作，按照‘一园三地’的模式，建设国家创新合作主题园区，强化制度创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金融科技文化等多领域的合作。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两地龙头企业及行业商会的作用，加强干部队伍交流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共同推进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
探索可复制的体制机制
史育龙认为，国家级新区目前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人气不够是不少新区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现在规划面积2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新区有3个，1000-2000平方公里的新区有4个，最小的赣江新区也将近500平方公里。这么大规模的区域，在短期内要想集聚大量人口，达到规划的人口，难度是相当大的”。
同时，体制机制依然是制约新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新区规划建设的主体责任，以及新区体制与上下级管理体制的衔接问题。
“比如前些年国家法律规定，只有市县一级人民政府才有土地的处置权，有的跨行政区的新区编制了土地往上面报，但是报不出去。这两种体制，我认为应该认真思考体制机制创新的问题。”史育龙称。
事实上，尽管国家级新区含金量下降，但全国还有不少地方仍在争取获批国家级新区。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郑州郑东新区、沈阳沈北新区、乌鲁木齐新区、石家庄正定新区、南宁五象新区、唐山曹妃甸新区、武汉长江新区、襄阳汉江新区等均提出申报国家级新区。
对此，易鹏称，“尽管国家级新区之间的政策红利已经基本没有差别，但从区域内部而言，还是可以起到引领带动作用，比如在西部地区设立的国家级新区，可借产业聚集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对于国家级新区工作的下一步安排，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刘苏社称，希望每个新区在每年都能围绕1-2个重点问题和关键领域推进体制机制探索，为其他新区发展提供示范和借鉴，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和体制机制。
事实上，在机制体制的探索上，作为最早成立的国家级新区，浦东新区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全新的探索——把政府的部分职能事权赋予非政府机关的法律机构。
“如果这个试点能够出成效，我们想把这种模式进行推广，以后政府职能部门会减少，法律机构会相应增加。”陆方舟说。
记者获悉，为监管国家级新区的经济运行情况，国家发改委开发设计了“国家级新区经济监测平台”。该经济监测平台除包含传统经济统计中的面积、人口、核算、工业、投资等统计指标外，亦把创新创业等新型指标纳入其中。
对此，刘苏社表示，“由于国家级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代表作用，准确分析这些数据有助于防范经济风险，预测经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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