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实操方案悬而未决,债转股重现江湖一直饱受争议。前不久权威人士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直言:“无救企业该关就关,别动辄搞‘债转股’。”在权威人士眼中,“债转股”、“拉郎配”式重组成本太高,自欺欺人,早晚是个大包袱。
不被权威人士看好的“债转股”,理想状态下债务变股权,高杠杆自然降下来;企业没了还本付息压力,高成本问题也会随之化解。
上世纪末债转股的成功得益于“大时代”里的“小幸运”。15年前承接债转股和坏账剥离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事后都盈利了,那是因为加入WTO之后,中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出口高增长和房地产市场腾飞,所谓的包袱很容易变为优质资产。
时过境迁,这一轮债转股的标的企业以过剩行业为主,中长期前景并不看好。甩掉债务包袱的那些企业却没有甩掉效率低下、靠垄断经营的体制弊玻现阶段,中国转型升级的方向集中在高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产能过剩行业很难再成为主角,对应的股权也缺乏升值空间。
而大规模的债转股,恐削弱银行的资本水准。虽然《商业银行法》规定银行不能直接持有非金融企业的股权,但是也开了条口子,“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银行可能将此类风险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或交易结构更复杂的其他类信贷产品,致使银行透明度进一步下降,风险评估难度更高。
经济下行和实业尚无明显起色,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就还会持续增加,盈利能力还会弱化。由于无法对企业实现量化标准甄别,不良资产或过剩产能的损失极易全民化。
“以时间换空间”,将会倾向于对大而不能倒的企业采取债转股,风险越积越大,本来企业面临困境或破产,股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突然把债权人拖进来变成新股东,这对于原本有着经营过失责任的企业经营者无疑是一种包庇行为。债转股以后,企业依然会希求银行救助,从大股东银行那里再次获取贷款,或者要求大股东银行提供追加融资。要保护股权利益,银行就会不问条件地继续贷款或追加融资。
如果同行业的不同企业,实施债转股的企业占了便宜,而对于没有债转股的企业,显然吃亏了,这就有悖企业的公平竞争。因此,分三年实施1万亿债转股只能有限的降低债务,对政府来说却是昂贵的选择。
长痛不如短痛。债转股一时推迟了风险,但泡沫会越垒越大,戳破泡沫时很痛,这正是供给侧改革必须承受的苦。严重过剩的产能最终只能通过淘汰才能恢复市场正常供需关系,不留情面地 “清盘”,所谓不破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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