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能作为独立社会资本方主导PPP项目吗？这一争论在业内从未停止。
2015年6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标济青高铁（潍坊段）PPP项目，项目规模40亿元，项目投资收益率为年化6.69%。这是全国首个规范运作的地方高铁PPP项目，也是首单引发争议的金融机构独立参与PPP项目。
2017年3月，财政部发函指武汉市轨道交通8号线一期PPP项目存在风险分配不当等问题，再次将金融机构参与PPP的争议推上风口浪尖。
一位银行机构业务部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随着整体经济形势下行与银行业去杠杆的政策导向，PPP几乎是所有银行渴望的“盛筵”。优质PPP项目竞争可用“惨烈”来形容，即便如此，银行仍在努力加入PPP大军，这也是银行接下来业务发展的一个重点。
一面是市场和金融机构一拍即合的需求，一面是学界、业界的反对呼声，金融机构做PPP的社会资本方真的存在原罪么？
金融机构不满足融智、融制需求
发改委投资所主任吴亚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地方政府比较多关注的是融资，但融资只是小目标，对地方政府来讲，PPP应该满足“融智”和“融制”的更大目标。
所谓融智，是将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专业优势、人才优势和行业优势引进来，弥补国有企业现有模式的不足，吸收智力方面的优势；融制则是用社会资本中的企业管理和制度优势，补充现有制度不足。
金融机构可以解决融资问题，但如果按照融智和融制的要求，金融机构就不适合单独作为PPP项目的社会资本方。吴亚平说：“如果我们修高速公路，建八车道合适，还是六车道合适？银行有能力判别吗？恐怕没有。鸟巢体育场规模10万人，还是8万人，金融机构能判别吗？也不能判别。这说明社会资本方要有行业方面的优势，才有能力决策项目和控制风险。当金融机构对风险不够自信时，就会想办法转移风险。不论是推给政府，还是推给别的企业，金融资本做主导的决策结果，自然会把其做成固定回报或政府指定回购的模式。”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李开孟则表示，银行、基金公司、各种产业资本投资人等，都有资格成为PPP项目的社会投资人，这点毋庸置疑，但目前金融机构独立担任社会资本方，确实存在缺陷。
李开孟指出，目前参与PPP的社会投资人主要是建筑承包商和各类基金投资人，建筑承包商是为了获得施工利润，基金投资人为了追求短期投资效益，而长期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提供这一核心问题，被忽视了。
“金融机构参与PPP，目前也是追求短期效益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参与PPP项目，可能会存在‘赚一笔就走’的短期商业化资本运作思维。这需要对具体的交易结构进行认真的考察，看其是导向于长期的、可持续的公共服务，还是导向于短期的融资行为。” 李开孟表示。
亟待建立准入、考核标准
李开孟表示，由社会资本主导承担PPP项目，需要从结果上衡量社会资本能否整合各种专业资源，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不能仅仅看其是否有钱，但也不是要求社会资本本身具备各个方面的能力。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模式、机制创新，发挥社会资本的整合力量，提供可持续的、专业化服务的能力，这才是考察社会资本是否合格的关键。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提出，需要对社会资本方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帮助选择具备条件且最优秀的社会投资人。“绩效考核机制应该包括三方面标准：能力、制度和实效。”
该人士表示，一方面，社会资本方需要具备融资、建设、运营、管控、行业基础等多维度的能力，应该建立全面的能力准入考核标准。另一方面，需要对PPP项目的合同和操作制定严格、规范的制度进行约束。再次，在实际效果上，应该科学衡量社会资本方项目运作的成果，包括公共产品服务提供的效率、效益、效果等方面。通过绩效考核，在项目执行和结果层面，持续将社会资本放入市场竞争中。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展计划处李飞表示：“我个人认为是欢迎并允许单独的财务投资人参与PPP的，但是我们不欢迎明股实债等目的不纯的参与。”现阶段PPP的投资者主力军应该是能够合理分担，且有能力承担相应风险的社会投资人。而注重运营能力建设，充分体现绩效管理的社会投资人，将是今后发展的主力军。
2015年6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标济青高铁（潍坊段）PPP项目，项目规模40亿元，项目投资收益率为年化6.69%。这是全国首个规范运作的地方高铁PPP项目，也是首单引发争议的金融机构独立参与PPP项目。
2017年3月，财政部发函指武汉市轨道交通8号线一期PPP项目存在风险分配不当等问题，再次将金融机构参与PPP的争议推上风口浪尖。
一位银行机构业务部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随着整体经济形势下行与银行业去杠杆的政策导向，PPP几乎是所有银行渴望的“盛筵”。优质PPP项目竞争可用“惨烈”来形容，即便如此，银行仍在努力加入PPP大军，这也是银行接下来业务发展的一个重点。
一面是市场和金融机构一拍即合的需求，一面是学界、业界的反对呼声，金融机构做PPP的社会资本方真的存在原罪么？
金融机构不满足融智、融制需求
发改委投资所主任吴亚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地方政府比较多关注的是融资，但融资只是小目标，对地方政府来讲，PPP应该满足“融智”和“融制”的更大目标。
所谓融智，是将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专业优势、人才优势和行业优势引进来，弥补国有企业现有模式的不足，吸收智力方面的优势；融制则是用社会资本中的企业管理和制度优势，补充现有制度不足。
金融机构可以解决融资问题，但如果按照融智和融制的要求，金融机构就不适合单独作为PPP项目的社会资本方。吴亚平说：“如果我们修高速公路，建八车道合适，还是六车道合适？银行有能力判别吗？恐怕没有。鸟巢体育场规模10万人，还是8万人，金融机构能判别吗？也不能判别。这说明社会资本方要有行业方面的优势，才有能力决策项目和控制风险。当金融机构对风险不够自信时，就会想办法转移风险。不论是推给政府，还是推给别的企业，金融资本做主导的决策结果，自然会把其做成固定回报或政府指定回购的模式。”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李开孟则表示，银行、基金公司、各种产业资本投资人等，都有资格成为PPP项目的社会投资人，这点毋庸置疑，但目前金融机构独立担任社会资本方，确实存在缺陷。
李开孟指出，目前参与PPP的社会投资人主要是建筑承包商和各类基金投资人，建筑承包商是为了获得施工利润，基金投资人为了追求短期投资效益，而长期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提供这一核心问题，被忽视了。
“金融机构参与PPP，目前也是追求短期效益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参与PPP项目，可能会存在‘赚一笔就走’的短期商业化资本运作思维。这需要对具体的交易结构进行认真的考察，看其是导向于长期的、可持续的公共服务，还是导向于短期的融资行为。” 李开孟表示。
亟待建立准入、考核标准
李开孟表示，由社会资本主导承担PPP项目，需要从结果上衡量社会资本能否整合各种专业资源，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不能仅仅看其是否有钱，但也不是要求社会资本本身具备各个方面的能力。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模式、机制创新，发挥社会资本的整合力量，提供可持续的、专业化服务的能力，这才是考察社会资本是否合格的关键。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提出，需要对社会资本方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帮助选择具备条件且最优秀的社会投资人。“绩效考核机制应该包括三方面标准：能力、制度和实效。”
该人士表示，一方面，社会资本方需要具备融资、建设、运营、管控、行业基础等多维度的能力，应该建立全面的能力准入考核标准。另一方面，需要对PPP项目的合同和操作制定严格、规范的制度进行约束。再次，在实际效果上，应该科学衡量社会资本方项目运作的成果，包括公共产品服务提供的效率、效益、效果等方面。通过绩效考核，在项目执行和结果层面，持续将社会资本放入市场竞争中。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展计划处李飞表示：“我个人认为是欢迎并允许单独的财务投资人参与PPP的，但是我们不欢迎明股实债等目的不纯的参与。”现阶段PPP的投资者主力军应该是能够合理分担，且有能力承担相应风险的社会投资人。而注重运营能力建设，充分体现绩效管理的社会投资人，将是今后发展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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