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有温度 发展才真实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不能靠行政命令、搞运动式，但一些地方层层分解、相互攀比、调整口径，存在人为推高城镇化率数字乱象，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与质量持续提高。同时，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三权”有偿退出渠道不畅，土地市场萎缩、配套政策滞后加剧融资难等问题，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阻力，亟待加快试点改革，为城镇化建设注入新动力。

　　
　　● 建言

　　城镇化宜两头发力

　　人为推高城镇化率数字，仍是数字注水习惯的功劳。在严打统计造假、严肃控制玩数字游戏的语境下，仍然出现数字注水的现象和问题，恐怕还在于急于求成的城市建设欲望在作怪。

　　推进城镇化建设，不是人口居住环境变化和户口类别转换的简单事儿。从以农业和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迈进，关系到农民生活习惯、生活保障、现实处境的问题，更涉及城市建设环境、城市保障功能、城市化建设的弊端等因素。从现实看，城市的房价、生活成本、医疗保障、养老问题，与农民找不到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形成相应的反差，使得城市魅力没有提高反而削减，城市化建设欲望过猛过强，反而出现逆城市建设的苗头，让人纠结。所以，推进城镇化，同时防止“被城镇化”，除了改变数字注水习惯，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把握适宜的发展速度，还要脚踏实地，从城市环境和农村发展两头发力。

　　对城市而言，不只是高楼大厦林立般的辉煌，还要让农民能够在城市立身、安命，有获得和享受感。其他农民才会愿意跟着他们进城。从农村发展层面来说，要推进农业农场化、农业企业化建设。农场化、农业企业化建设，意在让有能力、有实力的农民实现科学化、集约化、规模化种植、养殖，使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成为农民企业化发展投资股，使土地实现更多的收益，释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这看起来是背水一战，却可以促使农民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而不是一只脚站两条船，人在城市，心仍然牵挂、留恋农村的一亩三分地。(卞广春)

　　● 提醒

　　逆城镇化值得担忧

　　新型城镇化的愿景虽然光明，但真正实施起来并不是解个一元一次方程那样轻而易举。

　　一方面，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增加，农村迎来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农村户口也随之成了“香饽饽”，这导致即便部分农民在城市购买了商品房，户口也不随迁；另一方面，产业发展的滞后和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不匹配，产业和城市融合密度太低，再加上城镇服务供给能力不足，自然也就吸引不了有转移意愿的农村人口等。

　　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剑走偏锋”的现象更值得警惕。

　　种种“户籍城镇化”、“一夜城镇化”的现象，实则是违反了事物客观发展规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人，是人来了之后如何通过自己技能获得幸福感和归属感。建好了“美轮美奂”的城镇，却吸引不了群众入驻，这几乎成了很多地市“美丽的废墟”。

　　急功近利的扫街式的城镇化建设，在很多地方也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繁花似锦，根本掩盖不了“败絮其中”，比如城镇化配套政策不足的问题。虽然国家针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出台大量政策，但从基层实际情况与操作能力出发，只有土地增减挂钩与政策性银行贷款两项能用得上，但由于眼下社会资本对土地预期收益并不看好，加上投资扩张谨慎，土地换基建的做法越来越难，建好的城镇无产业、缺乏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也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

　　所以，“一蹴而就”的城镇化是另一种形式主义，更是一种“逆城镇化”的行为，值得警惕。其实，只要不好高骛远，在决策的时候严谨、科学，从人的角度出发和思考，在形式上实质上统筹推进，即便速度会慢点，也是值得称道的。(樊树林)

　　● 反思

　　城镇化的目的是人

　　“被城镇化”早已不是一个新名词，尽管媒体一再报道，却还在不断上演。这种现实，显然离不开政绩因素。一直以来，城镇化率被地方政府视为一项重要政绩。因为，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便是城镇化率。而城镇化又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于这一重要历史阶段，实现高城镇化率，无疑是地方官员的政绩梦想。

　　为了政绩，一些地方将仅仅在城镇生活较长时间，并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大量农业户籍人口、大学生、拆迁人口列入城镇人口当中，从而使城镇化率迅速飙升。有统计显示，从2007年到2011年，城镇化率由44.94%上升到51.27%。

　　不合理的现象背后总有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有着莫大关系。比如北方一个省会城市，之前一段时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近乎“零增长”，但随后忽然制定出8%的预期增长率，而这，居然是当地领导参照全省规划及周边城市目标制定的，就连当地政府都坦承，要完成这样的指标可能性不大，那么就只有“被城镇化”。

　　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制定过高目标的同时，却忽视现实可执行性，带来种种问题。除此以外，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没能做好“加减法”也是“被城镇化”不断上演的原因，比如不能转换发展思路，剥离简单的政绩思维，不能有效解决农民进城后的生存问题等。

　　必须看到，城镇化的终极目标始终是“人的城镇化”。所以，面对不断上演的“被城镇化”，需要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反思，根据实际调整目标、做好“加减法”。(禹海君)

　　● 析理

　　如何消除成长烦恼

　　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农民或“被城镇化”的担忧早已有之，正因为如此，中央才三令五申。可即便如此，一些地方依然视而不见、我行我素。如在推进户籍改革过程中，不是从农民意愿出发，而是层层分解，通过撤县设区、撤乡镇设街道，借助统计口径改变等手法，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这与其说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倒不如说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不难发现，虽说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某些官员好大喜功念歪了经，在执行过程中歪曲了正确的轨道。

　　要知道，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纵然完成了身份上的转变，却不等于真正融入城市。往前看，买不起房看不起病找不到工作，如何在城市惬意地栖居有尊严地生活？往后看，失去了土地保障，有一天老无所依，何以能有更多的获得感？

　　户籍改革的前提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引导有意愿有条件的农民进入城市，不能强迫。其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不能看人下菜。同时，要加快产业配套，确保每个新市民可以安居乐业，不能让他们背上包袱。

　　总之，新型城镇化是一场跨越城乡的改革，要和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频共振、同步推进，需要全社会的配套改革，否则就是一厢情愿。所以，新型城镇化，出路还是在于继续完善配套改革，充分释放红利，以深化改革来消除成长的烦恼。尤其需要创新政绩评价体系，给新农村建设竖立界桩，给盲目推进城镇化者明确罚则，给好大喜功者戴上法律紧箍咒。以求在确保农民不再“被城镇化”的前提下，做到依法依规、有序有度，为城镇化建设注入新动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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