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会师：揭露一个关于资本外逃中国的弥天大谎

　　关于资本外逃渠道，有一种由来已久且影响甚广的认识，即在人民币出现较强贬值压力的时候，尽管存在资本管制，但企业可以通过“高报进口规模”，增大境内购汇规模，从而实现资金转移的目的。

　　该认识逻辑上简洁明了，所以长期以来广为流传，并被作为经常项目开放条件下，资本管制无效的重要证据，在很多学者眼中几乎成了一条不需验证的真理。但在企业实际经营过程中，情况是否如此呢？似乎情况比较复杂。

　　2014年以来，人民币持续贬值和贬值预期的强化为我们提供了验证上述“真理”的经济环境。人民币贬值始于2014年2月，直至2016年7月18日，基本保持了震荡贬值的态势，且在此过程中贬值预期始终挥之不去。

　　同样从2014年开始，我国出现较为明显的资本外流，突出表现为外汇储备大规模下跌和银行结售汇由顺差转为持续逆差。按照前文的逻辑，2014年开始，在贬值预期作用下，进口企业必然倾向于高报出口以囤积外汇，从而导致进口规模上升。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据海关统计数据：

　　2014年2月至12月，我国进口总额为17842亿美元，同比萎缩了0.4%。

　　2015年全年，我国进口总额为16796亿美元，同比萎缩了14.3%。

　　2016年1-6月，我国进口总额为7271亿美元，同比萎缩了10.2%。

　　可能有人会说，比较全年数据并不合适，因为各个月份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和贬值预期差别很大。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贬值预期最强的几个月份的进口表现。2014年以来，贬值预期至少在四个月份是非常强烈的：2015年8月、9月、12月和2016年1月，这四个月份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即期+远期）分别高达1784亿、1102亿、965和883亿美元，占据历史前四名。

　　但这四个月，我国进口额分别为1365、1453、1635和1132亿美元。2015年我国月均进口规模为1400亿美元，2016年上半年月均规模为1212亿美元。除了2015年12月，其他三个月份的进口规模均小于当年的月均水平。即使是2015年12月，当月进口虽然超过月度均值235亿美元，但由于12月份一直是我国的进口高峰月，所以并不为怪。与2014年12月相比，其进口规模萎缩了7.9%。简而言之，在人民币贬值预期最强烈的4个月份，我国进口规模都没有任何增长迹象。

　　难道是进口企业没有贬值预期吗？绝对不是。2014年以来，货物贸易项下银行代客售汇规模（即企业购汇）高速增长。2014和2015年的月均售汇规模分别为931和1017亿美元，远高于2013年800亿美元的水平。请不要忘记，2015年9月之后，境内购汇的监管力度大大增强。在进口规模下降、购汇难度增大的情况下，货物贸易项下银行代客售汇规模却大幅增长，很明显是贬值预期在作祟。

　　但为什么进口企业没有采取理论上似乎最简单的“高报进口”方式筹集外汇呢？

　　理由主要有以下四条：

　　一是对当期财务指标会产生较大冲击。无论是单纯的高报进口，还是高报进口，低报出口同时进行，都很容易在账面上导致企业当期成本上升，盈利下降，进而导致当期的财务指标大幅度恶化。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经济，财务指标迅速恶化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如管理层问责、企业评级下降、融资难度增大、舆论压力等等。所以，企业在采取高报进口手段时，必须权衡其可能面对的各种潜在成本。

　　二是监管风险。多数企业，特别是进出口企业，其进出口的增长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如果其进出口规模突然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全球市场不景气的时候突然进口大增，很容易被监管部门注意到，在海关、银行、外管部门联合稽查下很容易露马脚。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企业绝对得不偿失。

　　三是购汇之后资金流出存在风险。进口企业高报进口的目的在于增加购汇额度，但对外支付时其货款将进入海外出口商账户，进口商并不能将多购的外汇留存在自身境内账户内。除非其交易对象是自己在境外的子公司，否则进口商将失去对这笔钱的掌控。当然，进口商可以和海外出口商合谋，做大合同金额，待海外出口商收款后，再将一部分资金划给进口商的海外账户。但此时主动权掌握在外国出售商手中，而且外国出口商也面临较高的法律风险，这些因素都会成为进口商“高报进口”骗取购汇额度的障碍。

　　即使进口商在海外有子公司可以配合它进行这种操作，其“高报进口”的操作也很难持续，因为大规模购汇意味着该企业境内的人民币资金将急剧减少，除非这家企业不想在国内正常运营，否则很难持续进行“高报进口”的骗汇行为。

　　四是进口企业的结构性因素。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进口的主力，对国有企业而言，采取“高报进口”手段扩大购汇额度属于典型的高风险、低收益行为，无论是财务部门还是高管层，大多缺乏这种造假动力。对于外商投资企业而言，通过母子公司资金往来、投资收益汇出等合法渠道进行资金转移风险更低，所以也不会在进口数据上大做文章，这是典型的费力不讨好。

　　总体而言，笔者不否认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主导市场的情况下，“高报进口”可能被一些企业用作资本外逃的手段，但这种手段不具有可持续性，也不具有普遍性，从数据上也找不到大规模进行此类操作的证据，原因在于这种手段看似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风险和收益不对等，所以难以成为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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