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专家们就改革话题各抒己见

　　出席这场“最高级别”经济形势座谈会的专家们，都是怎么看改革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和建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座谈会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湖北省发改委主任李乐成、深圳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等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各自地区或各自企业的实际先后发言。

　　这是时隔两年习近平再次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一次是2014年7月8日。其中，李扬、樊纲、王战三位专家，连续参加了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

　　这些专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有哪些建言？对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有哪些看法？“国是星期三”为您梳理部分专家今年以来公开发表的言论，或可以窥得一斑。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

　　破解发展“双缺口”是中国了不起的奇迹

　　7月11日，李扬在【新常态·光明论】专栏发文，解读习总书记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8日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不仅再次集中阐述了关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方法和实现路径，更首次面向中国经济学界，提出了“加快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经济学家”的殷切希望。

　　李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绝非凭空产生的，它的深厚基础存在于中国丰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因此，从成功实践入手，将这些实践总结上升为理论体系，是发展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基本道路。

　　他表示，至少在如下领域，已经可以成为探讨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入手处。

　　第一，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归纳而言，政府的积极作为、人民的自主创造、集体组织的有效转型，构成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抽象出其中成功要素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可对世界的经济学发展做出中国的重大贡献。　

　　第二，人口从负担到红利。同样一个人口，如何从谈之色变的中国发展的“癌症”，变成一个令人难以忘怀因而时时追忆的“红利”，阐述清楚导致人口从“癌症”到红利转变的体制、机制、技术变化过程，发掘出其中的决定要素、关键环节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将向世界，特别是向广大亚洲、非洲国家，奉献出无与伦比的经济理论贡献。

　　第三，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全面总结中国五千年治国理政之经验，认真分析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从功能和体制机制角度加以研究，构造一个从全局（而不是个人）利益出发，阐述良治社会下政府应有的作用及其行为规范（不是守夜人），再进一步构造出一个政府、企业、居民各安其责、和谐共处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抽象出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创造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中国梦”是能够实现的。

　　第四，破解发展的“双缺口”。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双缺口”理论，大约说的意思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落后，是因为那里普遍存在两个制约其发展的缺口：一是国内存在储蓄缺口，二是对外存在外汇缺口。因此，破解“双缺口”，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最终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关键。自1994年开始，中国便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摆脱了“双缺口”的束缚；依凭丰裕的国内储蓄，中国经济可以不受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外溢性冲击，“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在这个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持续转移，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长期并存、互相支撑，既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的前提条件，也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构成这种发展模式得以维持的基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究竟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何为“供给侧改革”？ 樊纲在今年初发表的《究竟什么是供给侧改革》这篇文章中认为，简单来说，“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资本、技术与制度四大要素，这四大要素的改进本质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决定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

　　从这个意义上说，“供给侧改革”是长期问题，需要做深层次的制度规划和长期调整的准备。无论经济好坏都要做。不过，供给侧也有“短期问题”，比如消灭过剩的供给能力。

　　把过剩的部分尽快消灭掉、重组掉，不使更多资源陷到里面去，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增长，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涵义。过剩企业资源占用过多，好的企业成本就会提高。一些地方的僵尸企业，靠地方政府补贴，继续吸血，继续浪费资源，导致整个行业供给能力衰落。这就是供给侧改革在当前、在短期内的现实意义。

　　也正因如此，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去产能”。扩展开来包括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在上一轮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砸过纱锭、炸过烂尾楼，这一次调整也同样要有代价，不调整就没有办法释放产能，就不会有下一轮的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

　　如何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和重构新平衡？

　　王一鸣在今年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转型和重构新平衡》的演讲。

　　他提出，中国经济转型是世界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和阵痛也前所未有。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低迷，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脆弱性上升背景下，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进一步凸显。当前，重化工业部门产能严重过剩，投资的边际拉动作用减弱，金融领域违约风险开始暴露，不良债务和隐性失业等潜在风险显性化的压力增大。解决这些问题，难以单纯依靠需求扩张和刺激政策，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价格和市场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在更高水平上重构新平衡。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转型对全球经济再平衡具有重大意义。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增速虽有放缓，但仍以占世界近八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对全球增长作出了四分之一的贡献。去年，在全球贸易萧条的情况下，中国进口规模仍达1.68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180亿美元，全年还有超过1.2亿人次出境，境外消费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经济从未如此融入世界，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从未如此密切。中国需要适应这种变化，国际社会也需要适应这种变化。

　　展望新的五年，中国将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动力转换等因素都可能改变已有的经济变量平衡关系。中国已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在保持总需求适度增长的同时，将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更有效地应对经济再平衡带来的挑战。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转型不仅将为中国实现2020年发展目标创造条件，也将对全球经济再平衡做出应有的贡献。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谢地

　　用“新经济”引领新常态

　　在中国社会科学网11日发表的《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这篇文章中，参加座谈会的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表示，“经济发展新常态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变化及新的特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关键是培育新的经济结构，催化出新的动能。特别是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叠加的机遇，发展、壮大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用‘新经济’引领新常态，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使我国经济发展跃上更高的平台。”

　　关于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谢地认为，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成分，特别是其中涉及经济运行、经济发展方面的有益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要与时俱进，不能刻舟求剑；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不能奉为圭臬，更不能削足适履。

　　新发展理念对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王战今年4月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引领中国 助力世界——新发展理念对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的文章。其中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十三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遵循，必将推动中国更加科学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新形势下，新发展理念也将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他认为，创新发展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不竭动力。坚持创新发展，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实现转型升级所必须依靠的第一动力。

　　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区域发展失衡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难点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坚持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保证可持续发展。未来，中国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发展低碳产业。

　　开放发展更好解决经济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在传统开放红利逐步衰减的情况下，我们应不断提升开放水平，更好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

　　共享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也日益突出。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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