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被采取措施一年多后,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原副巡视员郭剑英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根据检察院指控,出生于1964年的郭剑英,自2001年至2013年,先后80多次收受58家药企共计1064万元贿赂。这些药企包括云南白药、千金药业、正大青春宝、五粮液集团宜宾制药厂、贵州信邦、宜昌人福药业和双鹤药业等,涉及金额从每次两万元到50万元不等。
药品卖多少,不能全由药企说了算,还得由政府部门来“指导”,政府对药价有宏观调控职能。这样能有效防止药价“虚高”,一放就涨,一放就乱的药品市场,有利于大家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定价机制不无道理,也无可厚非。
然而,理想很美满,现实很骨干。一边是药价居高不下,广大老百姓呼声大, “看病贵”抱怨多,要求药品降价呼声一波高过一波,希望政府部门更有作为;另一边是药企追求利润最大化,巴不得药价越高越好。先天矛盾,难以解决,政府手中的“定价权”就成了“尚方宝剑”,随便往哪方倾斜一点,都会让一方得利,另一方受损。制度的设计,加上一权独大现状,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官员成为药企“围猎”的对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今天,郭剑英倒在了“定价权力”寻租的路上。或许,我们会把原因归结于郭剑英的思想觉悟、党性修养不够强,拒腐防变决心不够牢。但试问:在这样“敏感”的岗位上,又有几人能经受住成百上千家药企的各种“攻关”呢?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随时可能被别人利用,被“拉下水”。光靠人为的拒腐,自觉的“隔离”,或许还真不容易独善其身。
要彻底根治“权力寻租”,关键在改革,在顶层设计想办法。比如:分类采取领导干部轮岗制度,对普通岗位的干部,可继续延用现有的轮岗政策,但对价格司这样的敏感岗位,应该缩短轮岗的时限,比如在同一岗位最多不超过三年,有效预防寻租腐败。
同时,可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探索分权机制,决策须由几个领导分别签字同意方可执行,防止个别领导“一权独大”“一言堂”现象。最后还得在监督上再努力,监督缺位的地方,必然会产生腐败。如何抓早抓小,在敏感岗位更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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