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5月1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发布会上表示,将搬迁1000万贫困人口,其中2016年计划搬迁200万。刘永富称,将投入2500亿财政资金和投放3500亿金融债,将居住地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以及生态环境脆弱、开发容易破坏环境两种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
4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提出“促进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在2020年以前有序退出,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这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全球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时间提前10年。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标准,2015年的扶贫认定标准是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855元以下,目前我国尚有5575万贫困人口。不过,刘永富称,目前有12个省市制定了高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准,一般在4000元左右,高的到了6000元以上。这意味着我国贫困人口数超过5575万。
国务院扶贫办称,目前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如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四川等地,这些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水平低,不少人居住在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的生态脆弱地区,即使花很大代价帮助扶贫,也是暂时脱贫,很快会返贫。
刘永富介绍,针对这种情况,国家计划投入财政资金2500亿的资本金,再放3500亿的金融债,搬迁1000万人口。“以前是没有这个政策的,搬迁一个人只有6000元的补助,现在将包括盖房、基础设施配套、后续产业等综合计算,人均补助达到6万元。”刘永富表示,这个资金投入规模已经考虑到我国经济下行因素,不会缺钱。
刘永富称,2016年计划搬迁200万人以上。“各地的积极性很高,原计划要搬300多万,我们商量后决定先积累经验,以后再逐步增加。”
刘永富介绍,搬迁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往县城和中心乡镇搬迁,县城和中心集镇都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公共服务,比如学校和医院。一些贫困人口已经或者将要出去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那么把父母接到县城和中心镇看病就方便了,小孩上学也方便,出去打工也节省了路程。
“第二种是搬迁到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政府盖好保障房,每家保证一人以上通过培训能够就业。第三种是仍然在当地,但是搬到交通稍微方便的地方,比如离公路近、离水源近的地方,就地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刘永富表示,这些做法是在以前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比如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建设的闽宁镇,将原本居住在干旱地区的人口搬到移民小镇。“搬迁1000万人并不是突然的想法,以前投入不够,有些地方搬迁成本太高。这次力度加大、政策更加优惠。”
对于如此大手笔的投入,刘永富表示,“脱贫攻坚是需要花钱,但是也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易地搬迁这样投资6000亿元的大工程,对化解钢材、水泥过剩产能也是有帮助的。几千万个家庭脱贫以后,消费的边际效益很高,将是新的内需增长点。”
此外,刘永富表示,很多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良好,可以通过脱贫攻坚的政策措施,培育新的绿色产业,如光伏扶贫、旅游扶贫,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推动经济的发展。
如何确定已经“脱贫”,从而免除优惠待遇?江苏大学给出的标准是每月手机话费在150元以上,取消贫困生资格。5月6日,江苏大学学生处将21人取消贫困生资格,32人从家庭经济特殊困难降级为一般困难。
刘永富表示,脱贫应该有全面综合标准,年收入达到2855元是最基本的一条,但是光这一条达标不能认定“脱贫”,如果小孩没有接受义务教育,或者看不起病,房子不安全,都不能算脱贫。
按照《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贫困人口退出以户为单位,主要衡量标准是该户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户退出,由村“两委”组织民主评议后提出,经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核实、拟退出贫困户认可,在村内公示无异议后,公告退出,并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销号。
《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认定,贫困村退出则以贫困发生率为主要衡量标准,统筹考虑村内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产业发展、集体经济收入等综合因素。原则上贫困村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西部地区降至3%以下),在乡镇内公示无异议后,公告退出。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等贫困县退出以贫困发生率为主要衡量标准。《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规定,原则上贫困县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西部地区降至3%以下),由县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提出退出,市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初审,省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核查,确定退出名单后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无异议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后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报告。
对于这个2%和3%的标准,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表示,该标准是在总结地方经验、考虑区域差距和参考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从各国减贫的经验看,一般一个标准下的贫困人口降到3%左右的时候,就很难通过开发的措施来解决贫困问题,需要用保障的措施兜底。” 苏国霞表示。
苏国霞表示,根据建档立卡的数据,目前我国贫困县平均贫困发生率17.3%,贫困村16.9%,如果到2020年所有中部县贫困发生率降到2%以下,西部降到3%以下,全国将剩下800万贫困人口,通过低保、医保、农村五保和养老保险等措施,能够确保这些人口到2020年收入都达到国家扶贫标准以上,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的生活水平。
为了杜绝官员为了政绩进行脱贫造假,刘永富表示,要落实脱贫攻坚责任,真抓实干,真帮真扶,通过各方面的措施让这些穷人增加收入、增长能力,建立稳定增收的渠道。“不干就要问责,不真干也要问责。”
此外,“必须按照规定严格落实标准和程序,不能搞数字脱贫、弄虚作假。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对贫困县、贫困户的退出,进行考核。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组织专家学者和各方面人士,开展第三方评估,看脱贫成果是不是真的,能不能经得起检查。同时,对违规操作弄虚作假的、虚报政绩的进行问责,问题严重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刘永富表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如何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是非常实际非常重要的问题。”刘永富表示,
光靠“送”,长期下去就会形成“等、靠、要”的思想。
“以前帮扶贫困人口,就是送钱、送物、送树苗、猪崽、羊羔,年年扶贫年年贫,一说养羊都养羊,一说种树都种树,有的会种有的不会种。现在我们要改变观念,你这个村脱贫的计划是什么,能干几件事情,根据实际情况,能干点什么事,要实事求是,适合养羊的养羊,适合种树的种树。”刘永富表示,一方面政府的政策要进行调整,另一方面要组织动员群众,让贫困群众不仅有想法,而且有办法,向往美好的生活,自己去努力实现脱贫。
“国家的政策是真干真支持,大干大支持,少干少支持。扶贫小额贷款,要有项目才贷款,五万元以下三年以内免担保、免抵押,金融机构按基准利率放贷,扶贫资金全额贴息。如果没有这个项目,就享受不到这个政策。还要发挥政治优势,加强村‘两委’建设。”刘永富表示,已经向所有的贫困村派驻村工作队,帮助想办法出主意,动员和监督。
而在贫困县“摘帽”以后,绝大多数政策都会继续保持一段时间,刘永富表示,对于2%、3%的贫困人口,还要继续扶持,财政支持政策、脱贫攻坚的责任、考核办法、约束机制、贫困县领导班子的稳定等政策,原则上保持不变,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都不能撤,要继续稳定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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