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投资亚非拉，亲官无用，亲民第

　　近日，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引起了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热潮，据传有不少企业家自掏腰包，去非洲与总理会合，以求借总理的官位声望，获得当地政府的订单。
　　
　　在战略性产业，如石油，钢铁，能源等领域，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一般都以垄断官营企业为主。平心而论，中国的这种海外战略，是非常必要的。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在全球主流产业中，已经失去了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先机。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领域，由于这些产业存在地域、国家战略与政治亲疏的影响，中国反可以利用其在广大后发国家的巨大影响力，获得此等产业的控制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隐形领袖，在这些与国家战略息息相关的领域，中国向来是得天独厚，在亚非拉进行了数额巨大的石油、钢铁、铁路等领域的投资，但是，随着一些区域政治的动荡，中国在战略性产业方面，也开始出现危机。
　　
　　不过，这种危机的根源，最主要在于中国企业自身的原因，非仅仅设立监管部门就可以解决。
　　
　　政治风险无法预期
　　
　　本次中东政治动荡，对于中国的战略性行业的海外投资，造成了巨大影响。几乎在所有发生争执骚乱的国家，中资官营企业，都遭遇重创。
　　
　　最典型的是苏丹分治。2011年2月底，苏丹通过公投，总统承认南方独立，而南方马上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对中国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中国在建设苏丹石油产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96年，中石油收购了苏丹利润最大的石油开采权的40%的权益。中国还帮助建设了一家炼油厂、数个出口码头和将苏丹石油北输至位于该国东北海岸的苏丹港的输油管道。中国企业现在控制着苏丹石油业约40%的权益。苏丹开采的约60%的石油售给中国客户，这让该国成为中国6大石油供应国之一。
　　
　　目前，苏丹分离已成定局，中国在苏丹的商业利益，也被分割：苏丹约80%的石油位于南部，但用来将石油运往海外的港口却位于北部，石油输送由一条连接南北的输油管道完成。作为苏丹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中国将不得不面对南北苏丹的分歧。中国计划修建一条输油管道，这条管道将从苏丹南部的油田通向肯尼亚海岸，苏丹南部正在促成该计划。但这很可能会招致苏丹北部的不满，他们担心石油财富被切断。
　　
　　在利比亚，中国的石油投资，至少高达数十亿美元，再加上铁路交通等领域，更是投资庞大。但是，本次利比亚政治动荡中，中国企业成为在利比亚遭遇最严重冲击的企业。本次动荡中出现了大规模排华潮，大使馆受破坏，多名华侨遇袭，中国华丰公司在利比亚的建筑工地20日被抢，上千名中国工人被全部赶出营地，中石油也受到严重破坏。
　　
　　其实，不光是离利比亚和苏丹，中国在其它亚非拉区域的战略性行业投资，都遇到类似挑战。中国帮助缅甸在北部建立了水电站，但是，这个水电站，由于缅甸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冲突，中国为此深感不安，而中国在缅甸修建的输油管道，则将穿过几个少数民族控制的地区，2010年，有几个炸弹在管道附近爆炸，造成中国工人的伤亡。为此，中国不得不促成缅甸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谈判，而为此，中国在投资之外，不得不追加一些资源和经济成本。就投资而言，等于利润变相受到削弱。
　　
　　中国作为一个战略资源大国，苏丹问题只是一个开始，中国在亚非拉的广泛投资，都将因为当地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得充满风险。中国一向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投资国的政治风云变幻，却非中国本土投资者所能控制，中国也历来不愿意参与。这些，都对一些战略性行业的投资，造成了风险。
　　
　　“官官联合”模式遭遇挑战
　　
　　由于投资的行业，都是涉及到所在国经济安全的，所以，中国不得不与当政者建立比较亲密的联系，否则就不可能进入战略性行业。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国外的战略性行业投资，往往采取“官官联合”的模式，即中国的巨型官营企业，与国外政府之间合作，将获得投资国官府的支持，作为最过硬的通行证。
　　
　　但是，政治权力从来都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
　　
　　而这种模式的风险，就在于，很多国家，并非政府能够控制一切，或者，一旦出现政治动荡，特别是反对势力的崛起，中国的官营企业，将不得不重新面临调整，甚至是部分投资付之东流。
　　
　　最为典型的，就是利比亚的政治动荡。虽然中石油、华丰等官营企业与利比亚政府关系密切，此前的合作非常顺利，但是，在这些政治制度并不完善的国家，这种合作的基础非常脆弱。
　　
　　本次的利比亚事件，据新华社的报道，受到冲击最大的外国企业，即是中国和韩国企业，而这两个国家的企业，都有浓厚的政商结盟的传统，由此，当投资地所在国政治势力发生变化时，新起势力，很容易仇视这些企业。本次中国在利比亚的所有侨民即将全部撤离，亦即等于在利比亚的所有投资，将阶段性结束，未来是等利比亚政局稳定之后重启合作，还是彻底报废，都有待观察，但是，起码短期损失，绝对是毁灭性的。
　　
　　未来，中国的战略性投资，绝对不可重演利比亚的悲剧。
　　
　　此外，亚非拉国家，虽然很多是中国的盟友，但是，其国家治理模式，却并非与中国一样，很多国内官营企业巨头，往往迷恋“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结果却在投资所在国碰壁。
　　
　　首钢在秘鲁的投资大约有20年，但是，这20年，却存在诸多风雨。
　　
　　秘鲁虽然是非发达国家，但是，却国家政治制度，却基本是仿造欧美，在秘鲁，工人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进行罢工是非常平常的事情，而一些政治势力为了获得民心，好维持自己的选民，则几乎很少有人敢镇压罢工，首钢却对此非常不适应，刚开始，面对秘鲁工人的加薪要求，首钢基本是有求必应。首钢在编员工享受的福利，秘鲁工人都享受了，至还有一些国内工人想也想不到的福利”。例如，男性矿工的情人或同居者，经中介组织证明，也可享受首钢补贴。
　　
　　但是，随着罢工的经常性，首钢终究无法适应。无法理解当地政府对于罢工的“软弱”，在中国，是几乎看不到罢工的，就是有，当时不处理，也必然要“秋后算账”，为此，首钢误将秘鲁当中国，采取了强硬手段，在1994年的一次罢工后，首钢开除了带头闹事的工会主席。但是，纵使如此，首钢秘鲁工人还是经常性罢工，
　　
　　同时，首钢还希望能够控制工会。首钢出于良好愿望，邀请被收购的秘鲁铁矿公司工会代表到北京访问。但未料到，其工会领导人却一点也“不识做“，一返秘鲁，就要求按社会主义企业的模式给秘方员工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居住和免费水电。
　　
　　收拾罢工领袖，收编工会，这些在国内解决冲突的办法，在秘鲁统统失效。为此，首钢在秘鲁的20年，竟然换了将近十次领导班子，但是，病根不除，何以痊愈？
　　
　　首钢在秘鲁的进退维谷，绝非个例。
　　
　　未来，在关系他国经济命脉的战略性行业，中国不仅需要尊重他国官府，更需要尊重他国人民，服膺全球普世主义，如果硬要输出将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或将遇到巨大阻力。而在很多穷国，一样是民众为大，而当地民选政府，则受到诸多制约，反无法起决定作用。
　　
　　一句话，别把国内官商结合，以官为主的坏习惯带到亚非拉去了，人家不吃那套，在那，民众才最大，官员随时竞选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