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经济圈,它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实早在十年前,国家发改委就正式启动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但是十年过去了,京津冀三地始终在行政体制的怪圈中打转,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是京津冀经济圈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行政区划关系始终高于市场区际关系,地方行政主体利益导致经济圈内资源难以优化配置,协调发展。突出表现在:严重的不合理重复建设,这不仅出现在价高利大的产业领域,而且在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领域尤甚;二是在开放引资上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外贸出口上竞相压价,导致过度或恶性竞争;三是经济圈内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壁垒、资源大战,以及各种形式或花样翻新的地方保护。
京津冀为什么要一体化?
京津冀为什么要一体化?那是因为城市群可以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引擎的作用。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供的数据,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
城市群的作用不用赘述,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共50次提及“城市群”,政府希望通过城市群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到目前为止,东部已经形成了三大城市群,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却还缺乏相关的城市群。
三胜咨询发布的《
2014-2018年中国城市规划行业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规划咨询报告》数据显示,目前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2%,而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8.5%、44.8%。正是因为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使得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图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那么,再一次谈及京津冀一体化,又是基于什么考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的一体化程度还相当低,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从三地的经济联系程度,都远逊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当我们提及长三角或珠三角时,都有一大批耳熟能详各有特色的大中小型城市——到目前为止,全国经济实力百强县的前十名都是来自长三角和珠三角,但是在京津冀除了北京、天津、唐山等城市外,其他拿得出手的城市屈指可数。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公众还用“环首都贫困带”来指称这一片区域。
2012年3月,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主持的首部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报告(2012)》指出,“环首都贫困带”不仅未能缩小与北京周边郊县的贫富差距,反而愈加落后。也正因如此,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京津冀一体化都颇受重视,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
如何才能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首先要制定一体化发展规划。通过规划,明确经济圈一体化的总目标和分阶段目标,包括旨在消除要素和产品流动障碍的市场一体化,能够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合理分工的产业一体化,以公路、港口、机场的衔接配套和交通、物流网络的完善为重点的基础设施一体化,以强化信息资源互通共享的信息一体化,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态完善城市功能的城市布局一体化,以及旨在规范各地政府行为的制度一体化。
其次,构筑一体化共同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彻底开放,除了要弱化地方行政参与经济的力量外,关键在于培育和构建统一、开放、规范的共同市场。
第三,订立有约束力的统一公约和法规。通过国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改善我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通过国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改善我国日益扩大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
着力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 实现创新优先的跨越式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格局正处在不断改写的进程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决定了大国崛起的力度。面对世界经济整体疲软的态势,中国经济必须从经济圈到一体化,从而着力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就是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实现创新优先的跨越式发展。只有打破“圈圈”式的“诸侯经济”,中国经济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