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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银行业危机中的风险与机遇

金融投资  2016-12-14 15:14:54  中国产业信息研究网  http://www.china1baogao.com/

  应做好信用风险、政治与政策风险、合规与声誉风险以及“黑天鹅”事件四类风险防控;同时,也应抓住欧洲地区估值水平较低、宽松货币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改变产生的机遇

  2015年以来,以大型银行为代表的欧洲银行业经营表现不佳,呈现出发生系统性风险的端倪,表现为:净利润大幅下滑、坏账高企、巨额罚单不断、风险吸收能力减弱、评级频遭下调和股价持续低迷。

  欧洲大型银行的低迷表现引发了外界对欧洲发生银行危机的担忧。本文梳理了历史上诱发银行危机的原因,并对可能引发欧洲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因素进行了评估。笔者认为,当前欧洲银行业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大幅提升,不稳定因素主要来自“欧猪五国”的高额坏账、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动荡的政治环境。相比较而言,流动性风险以及金融创新引发危机的概率较小。

  当前,应做好信用风险、政治与政策风险、合规与声誉风险以及“黑天鹅”事件四类风险的防控工作;同时,也应抓住欧洲地区估值水平较低、宽松货币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改变产生的机遇。

  系统性风险已现端倪

  近期以来,欧洲银行业的经营表现明显恶化,显露出爆发系统性危机的迹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净利润大幅下滑。2016年上半年,欧洲14家大型银行中,有11家银行的净利润同比下降,平均降幅达8.1%,其中瑞士信贷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出现亏损,亏损分别达6.1亿英镑和1.3亿瑞郎(表1)。

  二是坏账高企。截至2016年6月末,上述14家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为4%,较2008年底上升1.5个百分点,坏账压力明显增加;同期,14家大型银行平均拨备覆盖率为54.9%,下降8.8个百分点。

  三是巨额罚单不断。2012年以来,因操纵LIBOR等基准利率,巴克莱银行、瑞士银行、德意志银行等机构相继被处以巨额罚款。同时,因涉嫌跨境“洗钱”和为恐怖主义融资,汇丰控股和法国巴黎银行分别被罚款19.2亿美元和89.7亿美元。2016年9月,德意志银行因在危机前销售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过程中隐瞒信息,美国司法部拟对其开具140亿美元罚单。

  四是风险吸收能力减弱。2016年6月,在美联储新一轮“全面资本分析与审查测试”结果报告中,德意志银行和桑坦德银行在美国附属机构的资本提案因定性因素再次未获通过。2016年7月,欧洲银行业压力测试显示,在极端风险下,50家欧洲银行2018年底的总资本缺口将达到70亿-330亿欧元(以2015年底的经营情况为基准,4%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作为门槛值,依据美联储“全面资本分析与审查测试”框架测算),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和意大利锡耶纳银行的压力测试结果不容乐观。

  五是评级频遭下调。14家欧洲大型银行中,有3家银行的长期信用评级和3家银行的展望评级遭到下调。除德意志银行的长期信用评级被下调两级(A3Baa2)外,“欧猪五国” (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大型银行信用评级下调更为明显:意大利锡耶纳银行、葡萄牙储蓄信贷银行的长期信用评级均分别降至B2级和B1级;葡萄牙投资银行展望评级由“正面”调整至“负面”。评级频遭下调导致欧洲大型银行长期信用评级明显低于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G-SIBs)“A2”的中位数水平。

  六是股价持续低迷。截至2016年6月末,欧洲斯托克600银行指数较年初累计下跌31.4%;同期,16家大型银行股价平均累计下跌33.5%,市净率降幅平均达0.3倍,部分银行市净率已低于0.3倍,如德意志银行为0.27倍,裕信银行为0.25倍(表2)。

  系统性风险评估

  当前,大型银行的低迷表现引发了外界对欧洲发生银行危机的担忧。通过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银行危机进行梳理,可总结出五类危机驱动因素。笔者认为,当前欧洲银行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全面上升,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不断加大,具体分析如下:

  (一)坏账是引发欧洲银行危机的首要因素

  银行危机最常见的诱因就是坏账,其导致危机的路径是:首先,经济基本面受到冲击,出现衰退;企业、居民还款能力下降;银行资产质量下滑,坏账水平提升;坏账增多使银行利润、拨备和资本大幅侵蚀,资产负债表加速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将影响银行功能发挥,使经济加速下行;经济下行继续影响银行体系,导致银行危机。

  从历史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衰退,银行坏账问题急剧恶化,泰国和韩国的不良贷款率分别高达20%和16%;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1997年-1999年间分别有53家和41家银行由于坏账问题破产。坏账引发的危机出清速度慢,对银行资产负债表损害明显,会严重阻碍银行功能发挥,且需要多年时间修复。1997年银行危机中,许多“问题”银行直至2004年才摆脱困境,如韩国大型银行。

  从欧洲银行业实际来看,当前欧洲银行业坏账问题突出。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15家欧洲G-SIBs的不良贷款率平均为4.06%,同期美国G-SIBs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为0.86%、日本为1.3%、中国为1.76%。欧洲不良贷款的“重灾区”集中在“欧猪五国”:截至2015年底,“欧猪五国”主要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高达19.5%,较2009年提升13.4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平均为65.0%,较2009年下降11.2个百分点。

  “欧猪五国”中,希腊大型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最高,平均在40%以上,银行体系实际处于瘫痪状态,但由于体量相对较小,其对欧洲的负面冲击有限。相比较而言,体量最大、系统重要性程度较高的意大利银行业所暴露的坏账问题更值得关注。2015年末,意大利银行业资产规模为3.91万亿欧元,不良贷款率高达19.81%。2016年二季度末,意大利五大行的外部评级和估值水平均创下历史新低,其中,锡耶纳银行市净率仅为0.1,穆迪长期信用评级为Ba2-。此外,由于在会计和法律制度、税收政策以及市场化处置机制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意大利的坏账处置速度非常缓慢。当前,银行坏账已严重影响意大利银行业正常功能的发挥,银行体系在“负利率”政策背景下,呈现出明显的“信贷紧缩”现象,如不妥善快速处理,其不仅可能导致银行危机,还有可能使意大利陷入全面的经济危机。

  (二)货币和监管政策不当是重要风险隐患

  从历史上看,货币和监管政策不当是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2007年以前,美联储实施了低利率政策,当时采用的联邦基金利率比泰勒规则测算的“理想值”低2%。在宽松政策环境下,经济主体承担风险的意愿明显增强:银行愿意向资质较差的客户贷款,而消费者希望通过提高杠杆购买与实际收入水平不相匹配的房产。宽松政策造成的结果是:“1990年,美国一位拥有良好信用评级、稳定可靠工作和收入记录的借款人要支付20%的首付,才能得到一笔30年固定利率贷款;而2005年只需3%的首付、简单申报收入和工作经历且无需独立核实,即可获得一笔低利率贷款。”

  从欧洲银行业实际来看,为摆脱通缩、刺激经济复苏,欧央行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幅度超过历史任何时期。除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投放货币外,欧央行还对金融机构缴存的超额准备金支付“负利率”。超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经营产生了不利冲击:2015年,欧洲以传统业务为主的G-SIBs(存款和贷款在负债和资产中的占比都能高于50%的银行)平均净息差(1.79%)较2010年“负利率”推出前下降0.28个百分点,为维持息差,银行购买高风险资产,(如股权、基金、结构化产品和低信用等级债券)的意愿不断上升,投放贷款支持实体经济的意愿下降,宽松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相反,资金“脱实向虚”的副作用不断凸显。预计欧央行短期内不会改变货币政策立场,宽松货币环境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这对于银行体系而言是较大的风险隐患。

  与宽松货币政策不匹配的是,欧洲银行业面临的监管环境日趋严苛。除满足巴塞尔Ⅲ中更为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外,FSB推出的“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进一步提高了大型银行的资本合规难度。严格的监管环境会使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发生“扭曲”,表现为银行“惜贷”情绪提升,监管套利行为增多,这些都会积聚系统性风险。

  最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也须高度关注。当前,美联储随时可能加息。加息会通过影响汇率、资本流动等机制对欧洲产生“降息”的效果,对于欧洲银行业而言,美联储加息会导致欧元、英镑的贬值,进一步侵蚀息差,同时也会造成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产生风险。

  (三)政治风险使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提高

  从历史上看,政治动荡也是引发银行危机的重要因素。早期,葡萄牙唐·若昂逃亡至巴西,为摆脱财政赤字,若昂开动印钞机向银行体系征收高额通货膨胀税,巴西银行业近乎崩溃。20世纪60年代末,墨西哥政府为独享通货膨胀带来的好处,大规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导致居民存款从银行体系大量流出,银行“惜贷”倾向严重,同期,墨西哥政坛出现大幅动荡,政策频繁变动,政府大量举借外债,导致墨西哥比索贬值。面对存款流失和严重的坏账问题,大量银行出现经营困难、甚至破产。

  从欧洲银行业实际来看,与巴西和墨西哥等民主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不同,欧洲的民主化程度较高,政治因素对银行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当前,欧洲面临的最大政治风险就是“脱欧”问题。英国“脱欧”对欧洲银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引发金融市场动荡:一是英国房地产价格下跌,将加剧按揭贷款市场的脆弱性;二是英镑贬值,将对大量持有英镑资产和非英镑负债的银行产生不利冲击;三是评级遭遇调降,使银行融资成本提高,流动性管理能力下降;四是估值水平下降,使银行资本缩水,再融资能力衰退;五是英格兰央行采取降息政策,对在英业务量较大银行的净息差产生负面影响,如桑坦德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巴克莱银行。

  除“脱欧”外,各国居高不下的失业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欧元区失业率长期在10%以上,不断涌入的难民无疑将使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就业率长期低迷,一方面不利于经济增长,同时也会产生深刻的社会矛盾。当前,欧洲恐怖袭击事件明显增多,社会信用和治安环境恶化,民众对政府不满情绪加深,这些都将对银行稳定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可能引发银行危机的政治因素还包括:部分国家政权更迭造成的风险,美国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主要国家先后大选,领导班子的更替将对欧洲地区的经济金融政策产生较大影响;另外,出于政治博弈考虑的监管制裁条款同样能够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近期,为回应2016年欧盟委员会对苹果涉嫌逃税高达130亿欧元的罚款,美国监管当局宣布将对德意志银行处以140亿美元罚金,如果执行,将给德银造成巨大的财务损失,很有可能导致其陷入财务困境。

  (四)期限错配触发的流动性风险值得关注

  发挥资产和负债端期限转换功能、赚取期限溢价是银行盈利的主要模式。然而,期限错配的加剧会提升流动性风险,导致银行危机。

  从历史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中,部分“问题”银行并不是由于资产质量快速下降造成的,而是受短期不利事件冲击,期限错配加剧,英国北岩银行就是典型案例。受经营模式影响,北岩银行期限错配问题严重,其资金来源中仅有5%是居民存款,大部分资金为金融市场拆借,且多为短期资金;而其资产主要为住房按揭贷款,期限较长。2007年危机爆发后,金融市场流动性稀缺,金融机构“信贷紧缩”问题突出,北岩银行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了困难。短期内,其长期信用评级遭遇调降,股价大幅下跌,尽管资本充足,北岩银行还是很快遭遇了储户的挤兑,引起了市场恐慌。最终北岩银行不得不向英国政府申请保护,在英格兰银行向其注入流动性、监管部门向储户提供存款保险等措施后,北岩银行摆脱了危机。

  从欧洲银行业现实来看,欧洲部分大型银行在融资过程中对金融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2015年末(表3),欧洲大型银行平均发行的债券余额达437.78亿美元,期限平均为5.82年。裕信银行、法巴银行、法兴银行、德意志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北欧联合银行的债务规模较大(大于500亿美元)且期限较短(低于7年);从负债结构看,德意志银行、北欧联合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的存款在负债中的占比不足35%;从信用评级看,裕信和德意志银行的评级较低,汇丰、渣打和巴克莱的评级展望被调至负面,这些银行的融资能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综合债务规模、期限、稳定资金占比以及评级情况,德意志银行、北欧联合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当前的流动性风险较大。但笔者认为,在“负利率”和欧洲央行充分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的情况下,这些机构由于流动性风险引发系统性危机的概率较低。

  (五)金融创新虚增杠杆引发危机的概率较小

  从历史来看,金融创新引致的虚增杠杆问题是银行危机的重要诱因。2007年金融危机期间,国际大型银行为降低持有住房按揭贷款的风险权重,通过打包、出表、增信等流程将按揭贷款包装成资产支持证券,银行通过持有这些证券实现了“监管套利”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银行承担的实际风险没有改变,但资本充足率却得到显著提升。随着房贷市场违约率不断提高,银行持有的经过多层嵌套的证券化产品风险以杠杆倍数释放,许多大型机构顷刻间陷入“财务困境”,包括未得到政府救助的而倒闭的雷曼兄弟、被美国银行收购的贝尔斯登等投资银行,也包括得到政府救助免于破产的花旗集团。

  从欧洲银行业现实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银行业对影子银行等金融创新行为的金融监管力度明显加强,体现在:对金融机构提出更高资本要求,对内部评级法使用更加严格;将一些复杂业务与传统银行业务进行隔离;影子银行实施“穿透式”监管,根据业务本质计提资本等。

  在更为严格的监管环境下,欧洲银行业的发展趋势是“去杠杆”、“去复杂化”、逐渐回归传统业务、重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银行进行金融创新的节奏和力度明显减弱,对于固定收益、外汇和大宗商品(FICC)和金融衍生品业务均采取了压降策略;大型银行在资本管理过程中,更加注重分子——资本净额的积累,基于风险加权资产的监管套利行为明显减少。当前,欧洲银行业的杠杆水平处于合理区间,同时,资本充足率基本能够真实反映银行的风险吸收能力,从这一点来看,由金融产品创新引发高杠杆进而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较低。

  对策建议

  当前,欧洲银行体系风险不断积聚,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明显提升。最有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因素分别是高企的坏账、不当的货币和监管政策以及政治因素导致的不确定性,相比较而言,由流动性风险和金融创新引发银行危机的概率较低。我们应客观评估欧洲银行业的潜在风险,防控“四类”风险,抓住“三类”机遇。

  一是防范信用风险。首先,中资银行应审慎开展与欧洲银行的同业业务,重点防控同业资产风险,及早降低对“问题”银行以及与“问题”银行业务往来密切机构的同业头寸,实现风险隔离。其次,严控“欧猪五国”的坏账风险,应有所侧重,在意大利和希腊重点防范中小企业风险;而在爱尔兰和英国要重视按揭贷款市场风险。第三,审慎叙做欧洲地区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贷款业务,不宜为赚取息差跟进高风险项目,服务客户还应重点聚焦我国优质“走出去”企业,注重非息收入的拓展。

  二是防范政治和政策风险。目前,应高度关注英国和意大利“脱欧”进程以及美国、欧元区货币政策走势。中资银行应组织力量对英国和意大利“脱欧”进程进行持续跟踪,对“脱欧”引发的金融风险进行评估并提前采取预案。同时,应加强与美联储、欧央行在货币政策调控问题的沟通协调机制,针对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采取必要措施,重点防范一国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的不利外溢效应,降低由于不当货币政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三是防范合规和声誉风险。针对当前国际大型银行巨额罚单不断的现状,中资银行应吸取经验教训,加强海外法律合规管理,特别是在反洗钱和涉嫌为恐怖主义融资方面,应加大管理力度,加强对反洗钱法律制度、特别是处罚制度的案例研究,加大海外反洗钱人才培养力度,完善反洗钱风险管理系统,树立良好的反洗钱文化;同时,针对欧洲恐怖主义势力抬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现状,应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大对海外机构的安全保障,对海外员工人身安全、网点的资金和设备安全采取更多的防控措施;加强海外声誉风险管理,对于突发性风险事件,要及时采取行动,第一时间减小声誉风险。

  四是防范“黑天鹅”风险,做好预案。中资银行还应对极端情形下风险吸收能力进行评估。针对重点风险事件定期开展压力测试;设定审慎的测试达标门槛,如果极端情况下资本充足率指标不能满足门槛要求,就需要针对资本缺口规模调整年度的资本计划。另外,推进恢复与处置计划的实施,向市场发出“积极”信号,形成诸如“生前遗嘱”、“自救计划”等处置方案,确保在极端情况下银行功能的正常发挥。

  与此同时,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中国也应抓住欧洲地区估值水平较低、宽松货币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改变产生的机遇。

  一是抓住欧洲地区估值水平较低的扩张机遇。首先,中资金融机构可在欧洲寻找一些低估值、且通过兼并重组能够产生较大协同效应的资产进行收购;同时,针对一些长期具有投资价值、短期估值水平超跌的公司,可适当购买股权,赚取资本利得;其次,即使由于受到监管限制不能进行兼并重组和大规模持股,中资银行也可考虑利用在资金、信息和专业咨询领域的优势,促成其他行业中资企业对欧洲廉价资产的购买;第三,针对欧洲地区的高额不良贷款,中资银行应探索在该领域的业务机遇,应积极寻求与有关机构的合作,探索在坏账处置领域获得更多的业务收入。

  二是抓住欧洲地区宽松货币环境的政策机遇。当前,欧洲地区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充裕、资金价格低廉。虽然当前欧洲金融体系风险不断提高,但对中资银行而言,也存在可以利用的机遇:比如,中资大型银行可凭借自身良好的信誉和稳定的长期信用评级,加大在欧洲地区低成本资金的筹措力度,对于一些弱势币种,如欧元和英镑,可发行一些短期限浮动利率债券,而对一些强势币种,如美元,可考虑发行长期、固定利率债券。另外,在宽松货币环境下,交易业务往往具有较多的创收机会,“负利率”环境下,欧洲大型银行中擅长交易业务的机构能够实现更好的净息差表现。中资银行应加强欧洲地区交易中心建设,加大交易人才培养力度,提升在交易业务上的创收能力。

  三是充分抓住欧洲政治经济格局改变的战略机遇。英国“脱欧”以及即将要举行的意大利“脱欧”公投,整体削弱了欧盟作为统一经济体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中的话语权,无论是英国还是欧盟,它们今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都会显著提高,这为中资银行加强在欧洲地区的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当前,在国际大型银行全球范围普遍采取退出战略的背景下,中资银行可战略性增加在欧洲地区的布点,加快欧洲大陆区域中心的建设,提高其业务拓展能力,完善欧洲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中资银行的国际化水平;二是进一步挖掘和拓展伦敦市场潜力,随着“通行证”机制的丧失,一些欧美大型银行会将总部移出伦敦。中资银行应借中英双边关系不断提升的“东风”,适当加大在英国,特别是伦敦市场的资源投入,挖掘在人民币国际化、外汇交易、证券交易、银团贷款领域的业务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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