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农民工群体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是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人数超过两亿,他们从事着高强度且对社会而言必不可少的工作,但整体收入偏低,平均收入水平大致相当于城市居民的70%。让这一庞大群体获得体面收入,并让其中尽可能多的人迈进中等收入门槛,社会效益很大。
为农民工群体打开上升通道,不能忽视社会流动的距离。同为向上的社会流动,流动的距离客观上存在差异。例如,一个农家子弟通过努力成为个体户、技术工人、教师,是中短程社会流动;而若想成为高级官员、知名学者、著名企业家等,则需要长程社会流动。然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长程社会流动只有少数人有条件完成。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由于分工体系、社会分层日益精细复杂,长程社会流动变得愈加困难。对多数人而言,中短程社会流动更为常见,其重塑阶层结构的作用也更为明显。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当多从农民工的自身实际出发,聚焦其中短程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多措并举,努力将农民工转变为技能型产业工人,无疑能为他们实现流动创造便利条件。
首先,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再分配制度。中等收入群体通常从事技能型工作,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同时有一定的财产性收入。因此,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当前,农民工群体的劳动回报偏低,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位置。改变这一现状,就要不断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工资收入,同时采取综合措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强化社保网络的兜底能力。
其次,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人力资本的存量、质量。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打造高水平的职业教育体系,对于培养高素质产业工人十分重要。提高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的办学水平,能促进中职、高职毕业生具有更强的就业竞争力,也有利于既有农民工群体提高劳动技能。事实上,从事技术性或半技术性的体力劳动者,完全应当过上更体面的生活。通过教育培训拓展中短程社会流动的空间,必将大幅度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
此外,还应将政府的公共政策与社会组织的服务结合起来。一方面,增强公共政策的普惠性,让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精准扶贫等政策更好惠及广大农民工。另一方面,激发社会组织个性化、低成本的优势,增加服务供给。例如,北京的新公民计划、上海的久牵志愿者服务社,通过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免费的课外辅导、艺术教育和公民教育,使其生活态度更为积极,学习能力和社交能力得以提升。以创新思维不断增强对农民工群体的帮扶,才能让他们的家庭具备更强的向上流动潜能。
做好顶层设计、加强政策督导、落实优惠举措,农民工就有希望成为扩围中等收入群体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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