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新业态，难以装进政策旧筐

　　昨日集中报道了眼下广州民宿业面临的困境。作为近年来兴起的新业态，民宿业在许多地方发展迅猛，但羊城民宿业却面临无证经营的窘境，几乎所有的民宿业主都不敢公开。而最具警示意味的是，曾获全国年度“最佳客栈”称号的广州江岭北1号怀旧特色青年旅舍已被警方责令停业，这对本地民宿业的打击不言而喻。

　　民宿业是国家政策鼓励的新型业态。国办去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以及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于今年年初推出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都对民宿业的发展予以肯定和支持。因此，国家政策层面对经营民宿业无任何障碍，但在具体操作中，地方政策法规的空白与滞后则严重束缚着行业发展的手脚。

　　在政府行政治理中，遭遇法规和政策空档期的事常有，“中央文件”与地方规定打架的事也并不鲜见，但广州民宿业面临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民宿的行业归类就令业界伤透脑筋。照理，它或可归于旅业，当地警方也这么认为，于是令业者办照；但业者若按此去办证照，却是处处碰壁，因为它不仅要跨越行业许可的门槛，且需面对消防、卫生等诸多繁琐手续，特别是广州近年来停办“临商证明”及“住改商”，这无疑将民宿业“合法合规”的出路彻底封死。

　　广州民宿业主要依托于一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旧宅民居，其中不少属于文物保护范畴，本身便面临保护与生存的难题。发展民宿业既有市场需求，又能令古旧民居焕发青春，也为城市的旅游业增色平添活力，可以说是一举数得。然而，民宿业面临的“无证经营”风险无疑为这一刚刚兴起的产业兜头泼了盆冷水。

　　显然，如果一切都按行政部门的惯常思路，要“规范”，要“合法”，要“手续齐全”，那么，经营民宿业者无疑将被逼进死胡同。这不是说民宿业不需规范，不要监管，任由其乱象丛生或自生自灭，而是它的存在，本身确为当下的行业监管提出了挑战，甚至与现有政策规定相冲突。这不仅是民宿业面临的“生死难题”，也是当下许多新产业新业态都会遭遇的困境。尤其是在网络时代，在“共享”“融合”的理念下，一些新型业态不仅完全异于旧有的经营模式，也打破了传统的时空和业态界线，在此背景下，若都按照传统的行政监管套路，未必都能行通。

　　其实，改革开放的实践本身就是对旧有政策法规的不断突破，因此，“政策松绑”和与时俱进也成为这些年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以往，人们更多听到的是基层民众呼唤上面文件松绑，而像民宿业这样国家鼓励，但地方规定“顶牛”的现象，至少在一向领风气之先的珠三角并不多见。公开报道显示，全国有不少地方都为民宿业的发展出台了鼓励和规范文件，在此方面广州无疑是掉队了。

　　显然，在社会和产业形态不断变革出新的当下，对于民宿业遭遇的无照经营风险和发展困境，作为政府行政部门，实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公共服务是否也该“升级换代”，那种只想把暂时弄不明白的新东西都往旧政策框框套，合则放行，不合则禁的做法，实际也是一种懒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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