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美好的社会还不满，肯定是精神病

　　24 岁那年，约瑟夫·布罗茨基被祖国认定是寄生虫，后来又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结果直到 32 岁，他的病情仍毫无改观。为了对国家负责，对每个公民的前途负责，1972 年，有关部门特意找到苏联精神病权威安德烈·斯涅日涅夫斯基（Andrei Snezhnevsky），希望他对如何处置布罗茨基作出判断。

　　布罗茨基实在是个看不出什么价值的人。他 15 岁就辍学参加劳动，但他很不安分，工人、太平间运尸工、水手之类无需技能的岗位，他几年内竟然换了十三次。当然，这个不务正业的人喜欢写诗，但报纸批判他的诗“色情又反动”。

　　1964 年，布罗茨基作为“社会寄生虫”走上法庭时，居然对“没有完成为祖国利益而勤恳工作的宪法责任”的指控恬不知耻，主审法官质问：“谁批准你做诗人的？”他反问：“那组织有没有事先决定我做人类呢？”

　　法庭判布罗茨基五年劳动改造，但为挽救这个年轻人，他被提前释放，只是布罗茨基实在无可救药，他还进过两次精神病院，但他在精神病院度过的 18 个月，居然过得十分快乐。

　　精神病权威斯涅日涅夫斯基听了简单介绍，连这位病人的面都没见，就下了判断：“（这是）一个毫无价值，可以赶走的疯子。”

　　约瑟夫·布罗茨基，这个对伟大的苏联没有任何用处，对帝国主义显然也毫无益处的废物、精神病人，1972 年 6 月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

　　这就是 1987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第五届“美国桂冠诗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全国艺术与文学学会会员、巴伐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前半生。

　　对苏联精神病鉴定系统来说，出现约瑟夫·布罗茨基这样的纰漏，实在算不上什么意外。

　　苏联人易患“呆滞型精神分裂症”

　　贺子珍在俄期间也曾被“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彪形大汉”强行抓进精神病院，王稼祥听说后与苏联高层交涉，又重新诊断贺为精神正常。陆军少将格里戈里耶维奇的故事更传奇：一家医院诊断他为精神病人，另一家却诊断他精神正常。

　　苏联的精神病鉴定确实有巨大的弹性。

　　80 年代末，全苏联大约有 200 万精神病人获改判，这是国际精神病学会重新接纳苏联入会的条件。这 200 万人中，部分被认为是纯粹的政治迫害，但更多的还是因为符合苏联特色的精神病鉴定标准。

　　苏联对精神病有一套更科学、更符合唯物主义的看法，在他们看来，西方心理学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心理学，存在太多糟粕，而苏联自己的心理学，则是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和唯物主义心理学的结合。

　　科学的心理学，应当关注人与客观现实的关系，而西方社会司空见惯的个人主义、自我中心、孤僻、拘谨、缺乏自我批评、自我欣赏等人格，在苏联不仅被视为精神创伤的源泉，而且也被认为是对困难的生活采取病态反应的原因。

　　如果拥有这些不讨人喜欢的人格，又刚好对自己的生活表现出某种“病态反应”，按照“科学的心理学”，就很容易被鉴定为精神病人。许多喜欢对苏维埃社会主义传播负能量的小市民正是着了此道。

　　比如大龄青年谢罗夫招贴广告被送进精神病院，是因为他在街头电线杆上贴小广告征婚时，竟然在广告中抱怨说，苏联的适婚男女结婚率大大低于民主德国，是因为报纸不给刊登征婚广告，苏联国内又没有“发表的自由”。

　　有些精神病人的“病态反应”会表现得非常激烈，比如公然散发传单说党的坏话，收藏反动书籍，上书中央对党的基本国策说三道四，普通的“科学心理学”似乎不太够用，苏联精神病专家特地研制一套升级鉴定标准。为布罗茨基做精神鉴定的那位斯涅日涅夫斯基正是这个领域的学术权威。

　　斯涅日涅夫斯基在“科学心理学”的基础上设立了一系列特别的精神病症。其中，最常用的是“呆滞型精神分裂症”，它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子类型。

　　一个苏联人，因为“无法把握现实而对体制不满”，就极有可能得上“呆滞型精神分裂症”，从而表现出“幻想改革”、“自认为把握真理”和“屡教不改地追逐反动思想”等典型症状。

　　为防止一般公民对那些潜伏的“呆滞型精神分裂者”警惕不足，斯涅日涅夫斯基还特意指出：这些病人看上去和正常人无异，普通人看不出他们患精神病，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分辨。

　　我说谁精神分裂，谁就是精神分裂

　　冷战结束后，苏式精神病鉴定标准遭西方心理学界猛烈批判，认为它纯粹是政治工具。这一指责并不是没有道理，但事实也并非如此简单：苏联高层确实相信这套标准的科学性，并不是纯粹把它当做专政手段使用。

　　实际上，西方现代精神病鉴定标准也是在 60 年代才逐渐成型的，从这时起，精神病被分门别类，并且都以患者自己的心理障碍或能力缺损为依据，不太强调他们对社会的危害。

　　但在此之前，西方精神病学界对精神病人也有过不人道的处置，1949 年，创造额叶切除术的葡萄牙神经学家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斯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同年，5074 名美国精神病人接受了这一手术。

　　不过，西方精神病医生的鉴定权力，几乎在一开始就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早在 1867 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就通过一项法律，要求所有非自愿接受的精神治疗要经过陪审团的审判同意。1874 年，马萨诸塞州法律又确定了精神病患者被探视和通信的权利。

　　这类立法逐渐为各州效仿，关押和处置精神病人的标准也越收越紧，在某些州，只有对别人构成安全威胁和在医疗机构外无法自理生存的人，才会被强制入院，对他们的治疗也一定要尊重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同意权。

　　苏联独特的制度优势在于，任何时候都将全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所以，对精神病问题，苏联优先考虑的是消灭精神病人对社会的危害，而不是他们的权利保障。

　　对牢记自己的服务对象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医务工作者来说，他们有义务在社会上消灭精神病人的存在，也有权力把混迹在群众中的精神病人揪出来，让他们在电击治疗中亲身体会“苏维埃加电气化”的厉害。谢尔勃斯基研究所的上校军医伦茨曾说：“我说谁患精神分裂症，那他就是精神分裂症。”

　　苏联的科研机构有严格的等级制，上级制定的诊断标准，下级机构必须遵从。提出苏联特色精神病标准的斯涅日涅夫斯基，正好位于这个系统的权力顶端。此人统治苏联精神病学界近 40 年。只要他任所长的谢尔勃斯基研究所判定一个人有精神分裂症，整个苏联都不会有异议。

　　苏联的精神病鉴定确实与政治关系密切，但它却是苏共政治生活转向人道主义的体现和结果。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高层集体反思了过去对异己动辄肉体消灭的悲剧，当时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局面也让赫鲁晓夫等人相信，反对我们的坏分子是会被我们的成就打败的，可以被科学地改造为合格的“苏维埃新人”。

　　以斯涅日涅夫斯基为代表的精神病专家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但证明了反动分子的病理起源，还为“治病救人”提供了可能。克格勃也热衷于与这些专家合作，把异见分子送去精神病院科学地改造，而不是送到古拉格集中营。

　　苏联高层真心相信苏联精神病诊断治疗理论的科学性，尊重这些专家的精神病学理论，就等于尊重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成就。

　　怎样生活在盛产精神病的国家

　　虽然很多档案并未公开，我们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正常人被关进苏联精神病院。但苏联毫无疑问是一个盛产精神病的国家，从 1930 年至 1975 年，它的人口总数只增长了约 0.7 倍，精神病院床位却增加了约 17 倍。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是苏联卫生系统的巨大发展，让广大逍遥法外的患者病有所医。

　　但中苏对比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据前圣彼得堡市市长披露，1978 年，苏联全境有 450 万名登记在册的精神病人。当时苏联人口不到 3 亿，而近 14 亿人口的中国，截止 2014 年底，登记在册的精神病人总数也不到 430 万。

　　一个普通苏联公民，必须谨言慎行，才能免于患上苏联人特有的“呆滞型精神分裂症”。但苏联人也会像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一样，可能抑郁，也可能焦虑，也可能被家人发现有精神缺陷，需要送到医院接受“正常的治疗”。

　　这时候，认清苏联精神病学的两套平行系统是他们求生的必备技能。

　　苏联有两套并行不悖的精神病鉴定、治疗系统：一部分医院会向莫斯科的谢尔勃斯基研究所看齐，积极与克格勃合作，甚至本来就归克格勃主管；另一部分医院或研究机构，其工作仍然围绕精神病本身展开。

　　与苏联领袖不同，苏联人民会特意把前一种精神病院称为 психу?шка（俚语中类似 qinchengjianyu），而把普通的精神病院叫作 психиатрическая больница（精神病医院），他们会小心翼翼地避免进错医院的乌龙。

　　一个聪明的苏联人可以利用精神病鉴定系统为自己谋利。据苏联报纸报道，有年轻人贿赂医生，被鉴定为精神病人，成功逃避了兵役。这份鉴定需要 2000 卢布，而当时苏联的平均月薪才 200 卢布。另外，被登记为精神病人后，除了不能从军，还不能获得驾照、不能当领导、不能出国旅行，所以事后最好再花一笔钱，抹去精神病记录。

　　如果不小心被强制送院治疗，也不是没有平安出院的可能。其中要义，不在于证明自己如何正常——这是很难证明的，而是证明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苏联医务工作者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帮患者恢复生产能力，如果一个精神病人能正确认识到自己太久没有工作，太久没有履行对社会主义应尽的义务，那他就离出院不远了。

　　若是无法出院，则一定要懂得规避治疗中的伤害。当然，苏联精神病院的治疗手法并不一味残忍，因为苏联领导人对催眠大师青睐有加，苏联甚至是最早禁止额叶切除术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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