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薪低于20美元工作将被自动化，该如何制定就业政策？

　　科幻小说所描绘的未来愿景正在快速变成触目所及的现实。汽车和卡车开始在常规交通中实现自动驾驶。机器已经开始理解我们说的话、明白我们想要什么并满足我们的要求。它们已经学会了写明晰的散文、生成全新的科学假设（这需要后续研究的证明）、谱写动人的曲子、甚至打败我们——真真正正地在我们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了我们：国际象棋、扑克、甚至围棋。

　　这一技术浪潮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更多惊喜。比如说，带来这一技术浪潮的基本构造模块会继续快速发展。处理、内存、带宽、传感器和存储的成本会继续指数式下降。云计算将使这些资源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按需分配。数字数据只会变得越来越普及，让我们可以运行实验、测试理论和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而且全世界数十亿人的互联程度也正变得越来越高；他们不仅将接入全世界的知识（其中大部分是免费可用的），而且还将扩展和混合这些知识。这意味着全球的创新者、企业家和极客的数量都正在快速增长，这将带来潜在的突破。

　　最重要的是，在创造能自己理解世界的机器方面，人类最近变得好多了。通过学习大量样本、识别相关模式和将它们应用到新的样本方面，计算机已经能在一系列的任务上实现人类水平乃至超人水平的性能表现，其中包括：识别路标、解析人类语音、识别信用欺诈、为不同条件下材料的行为方式建模等等。

　　正如科学家和哲学家 Michael Polanyi 说的那样，我们人类「所知道的比所能说出的更多」，所以当涉及到完成许多特定的任务时，打造能够自己学习的机器就很关键了。历史上，对许多任务进行数字化一直是一个难以攻克的障碍：毕竟，如果没有人能解释完成一个任务时的所有步骤，那么也就没有程序员能将这些规则嵌入到软件中。最近的成果表明「波拉尼悖论（Polanyi’s paradox）」已经不再障碍了；即使没有人类教导，机器也能学习了。

　　即使这个时代呼唤着灵活性，但政策制定者们似乎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因此，涉及到模式匹配的工作，尤其是从客户服务到医疗诊断等，将会被越来越多地交给机器执行。因为美国的企业即是世界上最高产的生产者，又是世界上最热衷技术的消费者，所以这一场数字革命的许多影响很可能将首先在美国显现。低工资的工作尤其存在风险：在美国 2016 年提交给总统的报告中，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估计大约 83% 时薪低于 20 美元的工作将会被自动化。

　　这种就业方向的急剧变化将需要新的政策，能够保证在新时代获益的同时保护弱势群体。现在做出的选择将会在未来得到证明。错误的干预会伤害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经济前景，从而让他们在与机器的竞赛中落败；而正确的干预将会为他们紧跟上技术进步提供最好的机会。

　　如何区分正确和错误的政策呢？这里给出了两个指导决策的基本原则：允许灵活性和实验，而不是强加限制；直接鼓励工作，而不是为其废止做规划。

　　更灵活的经济

　　在快速变革的时代，世界的可预测性比其它时代更低，人和组织需要被给予更大的自由进行试验和创新。换句话说，当创造性破坏的资本主义动态的一个方面加速时——在现在的情况下是指数字技术对认知工作的替代——正确的回应是对系统中其它元素也更快前行的鼓励。单个任务到整个行业的一切都正被扰乱，所以选择现有秩序的元素而固守一处的想法是愚蠢的。但是，维持现状的诱惑往往会被证明是不可压制的。

　　即使这个时代呼唤着灵活性，但政策制定者们似乎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美国最近几十年来，企业活力和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实际上已经下降了。创业家精神，年轻公司内的就业增长，工作者从一个工作或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工作或城市——这些和其它现象都表现出了「大萧条」早期时那样的稳定下降。

　　这种企业活力的衰退似乎是经济学家 John Haltiwanger 定义的所谓「千刀万剐（death by a thousand cuts）」。而其中许多刀就成为了一些类型工作的限制。据经济学家 Morris Kleiner 说，20 世纪 50 年代大约只有 5% 的美国工作者工作时需要一份州许可证，而到 2008 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近 30%。其中一些要求显然很荒谬：在田纳西州，头发按摩师必须完成 70 天的训练和 2 门考试，而紧急医疗技术员平均只需要 33 天的训练。正如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Jason Furman 在 2015 年说的那样：「发放许可证导致了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包括降低劳动参与率、更高的长期失业率和更高的兼职就业率。」

　　一些州已经在采取行动了。2016 年年初时，北卡罗莱纳州立法者提案取消 15 种许可牌照，包括灌溉承包商和田园辅导员。这样的努力应该扩大。目前还不清楚缓和过高要求可以带来多大的好处，但这值得我们尝试。

　　西班牙 Palau-solità i Plegamans 的一家服装厂的自动化配送中心

　　公平的竞争环境

　　今天的年轻的、快速增长的、以技术为中心的企业面临着的一些困境表明了另一种不灵活：既得利益者努力保持自己的地位。特斯拉以固定价格销售其广受欢迎的电动汽车，绝不讨价还价，但阻止汽车制造商充当零售商的法律让特斯拉在六个州的设施里不能执行这一策略，这总共占据了全美国新汽车市场的 18%。专车服务公司 Uber 必须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与出租车监管者战斗，即便消费者显然认为其便捷性和安全性很有价值，司机也认为其带来的收入和灵活性很有价值。这些战斗为所谓的「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即监管机构的行为代表了特殊利益，而非公众的利益的现象。创业公司当然应该交税和安全地运营，但它们不应该被老牌企业的阴谋排除在市场之外。

　　在创业公司和老牌企业的监管战争中，现状的捍卫者往往会声称自己在努力维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但今天的竞争环境已经远不够公平了；它们往往倾向于历史悠久的企业。更为重要的是，旨在保护消费者免受所谓的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ies）的影响的已有几十年历史的老规定已经不再适用于信息时代。当涉及到许多商品或服务时，现在的消费者需要比以往知道得多：从 Lyft 司机选择的确切路径到 Airbnb 房子先前房客的评分。

　　每次旅途后给 Uber 和 Lyft 司机评分的机制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司机会如此小心地保持自己车的整洁干净，并且这也提供了一种清理对客户不友好司机的有效方式。即使最热心的出租车监管机构也能发现那样频繁地对出租车进行有意义的监管是不可能的。正如洛杉矶出租汽车委员主席 Eric Spiegelman 承认的那样：「Uber 的方法对乘客更好。」在越来越多的市场，随着数字技术使有关联的信息变得广泛可用，对集中监管的需求应该会下降，而不会上升。

　　在透明度上类似的突破已经改变了经济的其它部分：从不能夸大自己降雪的滑雪场到不能掩盖自己准点到达记录的航空公司。毕竟，当每个人都知道哪辆车是柠檬（出场后有瑕疵问题的车）时，就没什么柠檬法（lemon laws）的必要的。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商业竞争的竞争环境重新公平将具有大量的机会。现在正在到来的创新浪潮将突出实际资本主义（其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会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好处）和权贵资本主义（其中老牌企业和它们的政府盟友会力求避免颠覆）之间的鲜明差异。我们很清楚那种模式更好，所以政策也应该提倡它。

　　灵活性也将需要更好的数据，因为只有当人们知道一项给定的努力是否有所期望的效果时，实验才会有效。然而不幸的是，美国国会在 2010 年到 2015 年间实际削减了劳动统计局 11% 的预算。而企业、政策制定者和学者都大量使用了该联邦政府机构收集的关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证据。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开放政府计划（Open Government Initiative）是一个更令人鼓舞的发展。2013 年，奥巴马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使开放的、机器可读的数据成为「政府信息新的默认选择」。美国各级政府都需要更多这样的工作，这将会证明对各种各样的政策制定者是有帮助的。随着可用的数字数据越来越多，在分享数据以提升政策方面也将会有更多的机会，而政府应该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正如美国国库前秘书最近说的那样：「数据是终极的公众利益。」

　　重新定义就业

　　雇主和为他们工作的人之间的关系是美国面临的另一个严格和宽松之间的选择。今天，企业必须将为他们工作的人指定为雇员或承包商。这种分类由美国国内收入署（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监管，这会影响到工作者是否应有加班工资、是否有资格获得在职工伤赔偿、以及是否有权组织工会。

　　过去十年，我们见证了承包各种形式工作的大幅增长。据经济学家 Lawrence Katz 和 Alan Krueger 称，从事「另类安排（alternative arrangements）」的美国工作者的比例从 2005 年的 10% 上涨到了 2015 年的 16%，这些工作包括：临时工、承包和随叫随到服务。随着「按需经济（on-demand economy）」的继续增长，这一趋势应该还将加速，这是 Uber 和 Lyft 以及自由职业市场 TaskRabbit 和 Upwork 的缩影。尽管目前美国只有 0.4% 的劳动力（大约 600,000 人）通过这些数字媒介谋生，但这一数字很可能将快速增长。

　　监管战后中产阶级的壮大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这些就业性质上的显著改变已经在促使人们思考工作者的分类方式了。劳动部门前副秘书 Krueger 和 Seth Harris 提议创造新的「独立工作者」的方案设计。这些工作者没有资格获得加班工资或失业保险。但他们将享有联邦反歧视法规的保护，并有组织的权利，而他们的雇主，不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都将以预扣税的方式上交工资税。这样的提议值得认真考虑，包括如何实施它们，且不会使工作者分类的决策变得更加困难。事实上，一种更灵活的方法可能是通过使利润便携而不是紧密连接到任何特定的雇主，来尽可能地消除受雇者和独立工作者之间的任意性区别。

　　各种各样的全职受薪工作保证了美国大而繁荣的中产阶级的兴起，保护这些工作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很有诱惑力。但政策制定者应该牢记两件事。首先，没有人想要典型的工业时代的工作。第二，监管战后中产阶级的壮大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样做——比如让企业更难招募到全职工作者之外的人——只会导致一个人数不断减少的有工作人员受保护社区，而将一个不断增长的群体排除到了参与者之外。

　　更广泛地说，随着技术对经济的变革，政策制定者将面临各种形式的不可预测的新选择。在制定决策时，他们应该回归到最基本的问题上：去除僵化、提供宽松的环境和提升应变能力。学校应该给表现最好的老师更大的自由并且开除最坏的老师吗？是的，尤其是研究已经证明了教师质量对学生一生的收获有很大的影响。入门级工作者应该必须签署严格的竞业禁止协议吗？不。联邦政府应该实验将学生贷款担保扩大到非传统的就业准备程序（如「微学位（nanodegree）」课程或「编码新兵训练营」）中吗，即使它们是由未经认可的机构提供的？是的。

　　当然，灵活性或动态性并不胜过其它所有目标。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同样至关重要的还有明确的财产权和法律保护，能够为损害明确地分配责任。关键是要将合法的保护与主要是为了保护老牌企业并阻碍变革的法律区分开。

　　不劳而获？

　　第二个原则，政策应该直接鼓励劳动，这有一个明确的证明：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区而言，工作的价值远远超出它们的经济角色。就像伏尔泰所说的：「工作撵跑了三大魔鬼：无聊、堕落和贫穷。」但是不是由于自动化，工作本身也会成为过往？在 2013 年牛津大学的 Carl Benedikt Frey 和 Michael Osborne 做的一项调查预测中，美国将近一半的工作都面临自动化，这看起来确实需要彻底的政策变革了。

　　如今，最为广泛热议的是对普遍基本收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规定：这是政府给全部市民的一种现金奖励，不论需求。在过去，普遍基本收入的想法曾得到过广泛的支持，从马丁·路德·金到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而现在它再一次变得流行起来。芬兰、瑞士以及荷兰的数个城市的政府已经开始铺展普遍基本收入政策。在美国，这个观念为一组顶级人物所吹捧，包括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家 Charles Murray、科技企业家 Sam Altman 和前服务业雇员工会主席 Andy Stern。

　　一项普遍的基本收入在职业光明（job-light）的未来有着明显的吸引力，那时一大批人不能够靠劳动谋生。但即使为美国这么大的人口提供小额的基本收入也会异常的昂贵。在 2014 年，美国大约有 1.34 亿户家庭，平均每户有 2.6 个人。对这样大小的一户家庭而言，那一年的联邦贫困线是年收入大约 18,000 美元。那么，在这样基数下的普遍基本收入一年将花费 2.4 万亿美元，也就是超过 2014 年联邦所有税收的 75%。

　　就目前国家收入的水平而言，这种普遍的基本收入是不靠谱的。因此，当今大部分现实的提议都太过温和，并不具备真正的普遍性，因为它们只能把现金发放给低收入团体。很难想象，这一缩水了的策略能如何缓和技术诱发的大规模失业所带来的影响。

　　回到工作

　　幸运的是，目前还不需要面向失业经济的政策，简单说来是因为大规模的技术性失业并非即将到来。前面提到的 Frey 和 Osborne 的调查以及经济顾问委员会报告中的分析并未提供失业预测的时间线。而且，就像这些潜在调查的作者承认的那样，他们的方法论依赖于工作对自动化敏感性的主观判断，也并未将科技创造的工作估算在内。同时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如今正在走向「职位峰值（peak jobs）」。从 2009 年 7 月经济衰退的终结到 2016 年 3 月，美国正在经历平均每个月超过 160,000 个工作岗位的净增加。在这段时间内，失业率从高达 10% 降至了 5%。

　　尽管有如此强劲的连续就业增长，然而有明显迹象表明这是非典型的复苏，在劳动力市场的明显弱点仍旧存在。新闻报道的失业率如此低，是因为它是基于真正参与进这一劳动力范围的人数计算的（也就是，工作或找工作的人）。而且在衰退期间，劳动力参与率急剧下降，后来恢复得也异常缓慢。从 2011 年开始，工作年龄的美国人参与就业的比例低于 82 %，上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 30 多年前，那个时候大部分女性还没有开始户外工作。无可惊讶的是，经济衰退停止之后，工资增长的速度也保持着衰弱状态。

　　劳力参与率下滑是个问题，不只是因为劳动提供收入，而且还因为它为人们提供意义。社会学家 William Julius Wilson 曾认为「高居民失业率带来的后果要比高贫困率更具毁灭性」，而且大量的研究也支持他的观点。由于近几年美国教育界人员的就业前景黯淡，Robert Putnam、Murry 以及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已经记录了令人不安的结果：社会凝聚力与公民参与率下降，离婚率、缺乏父母管教、嗑药、犯罪现象增多。在 2015 年，经济学家 Anne Case 和 Angus Deaton 公布了令人警醒的结果：即使美国大部分人群的死亡率一直在稳定下降，而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却在增长，特别是其中最高只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群（这个群体面临着严峻的就业挑战）。这个群体不断增加的死亡率可以说完全归因于 3 个因素：自杀、肝硬化和其他慢性肝病、严重的酒精与毒品中毒。

　　当然，这些社会悲哀来自于很多方面。但失业与低就业无疑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且受困扰的群体肯定也会受益于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激励。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说的那样：「提供有用的工作优先于任何与每一种类型的救济金。」

　　赚钱

　　因为工作为个人、家庭以及群体提供了远远超过金钱的收益，所以政策应该鼓励就业。和普遍基本收入不同，工资津贴真的是有效的。在美国，通过每年的纳税申报执行的劳务所得收入抵免（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能为一个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最多提供 6,242 美元的好处。但是，普遍基本收入将会视情况而给，所得税减免也只对有收入的人群可用，所以这能直接刺激就业。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到 70 年代早期的一项实验为这样的激励政策提供了明显的佐证。丹佛和西雅图的数千户家庭得到相对大方的基本收入或者工资补贴的不同结合。实验结果既明显又一致：在这两个城市，一旦援助开始，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时间都变短了，婚姻也更容易破裂。这些倒退与基本收入有很大的关系，而非工资补贴，这表明无工作而有收入会使得事情变得更坏。就像经济学系 Raj Chetty、John Friedman 和 Emmanuel Saez 发现的那样：工资补贴反而鼓励人们工作更多的时间（增加他们的税收抵免）。

　　但目前而言，增加最低工资的努力是更为流行的一种方式。有一段时间，联邦的最低工资设置为每小时 7.25 美元而且没有一个州高于每小时 10 美元，很多州和地区面临着将最低工资增加到 15 美元的呼声。一些努力成功了，纽约和加州将分别在 2018 年和 2022 年增加最低工资到 15 美元。

　　为工作增加奖励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誉的目标，但显著提升最低工资并非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当劳工变得更加昂贵，公司就会使用更少的劳力，其他所有东西都一样。在众多最低工资上调的调查中都发现了这一点，平均结果是它们最多只能轻微地减少总就业人数。但实际上，不同的研究对这种影响的估算有很大的不同，经过检查，这些大部分研究中只有适度提高。

　　有理由相信最低工资会增加 50% 或者更多，即使可能是阶段性地慢慢增加，它至少将会恶化的富人和技术工人的工作前景——特别是会在低劳动参与率的时候产生不良的结果。就像之前曾研究过最低工资上调的一位经济学家 Arindrajit Dube 所说的：「如果你是风险规避者，这就不是你该尝试的范围内的东西。」因此，最安全的政策结合是适度的最低工资加上明显提高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或者类似的工资补贴。就像个人应该被鼓励寻找工作一样，雇主也应该被鼓励多提供工作，而且更高的最低工资有着反面影响。

　　群众力量

　　即使智能机器能证明像电气化、内燃机、蒸汽机一样具有变革力，那也是处于早期阶段。新科技将为扩大生产力创造更多机会，而且财富也将流向劳力市场。

　　在颠覆期间，我们不可能准确预测劳动力将受到怎样的影响。最好的策略是不要试图减缓科技发展，而是要争取宽松的环境，以便个人、公司和机构能够学习、成长、走向健康的未来。此外，在工作的重要性不只是收入的情况下，政策应该鼓励就业，而非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需要工作的世界里。

　　在这些提议的政策是否会被施行方面，我们很容易变得悲观。国会的极化现在处于战后高值（postwar high），2016 年总统候选人在面临的经济挑战的基础问题上闪乎其辞，惯性的力量一如既往地强大。政策制定无疑将落后于科技。

　　但也有一些有希望的迹象。一是个人所得税减免享有两党的支持，奥巴马和共和党众议院议长 Paul Ryan 都支持对这一税种更加慷慨并且应该将其扩展到更年轻的工作者。两边的人似乎都支持能直接鼓励就业的政策，这也许是因为这能抚慰美国人对勤奋精神的偏爱，这一精神推动着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式的观察家向前。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政策的变体之间的权衡和激励效应，值得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实验。

　　另一个原则——政策应该促进灵活性——也正获得支持，尽管是以一种更为零散的方式。一些城市和州正在努力缓和工作许可限制和其它僵化制度，并且也在越来越接受按需经济的公司和实践。因为监管和政策存在于多个不同的层面——联邦、州和地方——灵活性的倡导者可能不应该期望会有快速进展，而系统化的行动能够促成此事。但是，他们可以继续突出灵活性的重要性，并进行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企业活力正在下降的原因。

　　对经济而言，智能计算机的兴起可以且应该是好消息。它将带来巨大的物质繁荣、更好的健康以及其它尚不能预见的好处。但广泛的共同繁荣并不是自动到来或不可避免的。在机器新时代，需要人类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返回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