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为什么不投资了，民间的钱去哪了？

　　2016年1到5月，民营投资只增长了3.9%，比去年全年的10.1%下降了6.2个百分点。这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造成了严重的削弱。民营经济为什么不投资了，民间的钱去哪了？这里想探讨这些问题，以期对症进行解决。
　　
　　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和折旧计提等变为储蓄，而储蓄形成的投资，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果一个国家，从外部得到的投资越多，其经济增长就会得到越强的动力；而一个国家其国民收入形成的储蓄和投资，流出国外的过多，而国外流入国内的过少，则会发生经济增长的不同程度投资推动力的丧失。
　　
　　一、民营经济资金为什么不投了？
　　
　　21世纪前10年的后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前后，江浙等省及蔓延至全国，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始移民国外、转移自己的产业，并转移资产；甚至有少数民营企业家将工厂抵押银行套取现金后转移国外，将濒临破产的工厂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
　　
　　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因，首先，是人身和资产安全方面的担心导致资金出逃外流和产业向外转移。党对发展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发展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个方面经济的毫不动摇，是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的重要体制保证。进入21世纪后，从理论上看，不搞私有化，民营企业家第一桶金来源的原罪，是否存在着剥削等等的讨论和文章陆续不断；私营企业领导有问题，查封关停正常运行的民营法人企业的情况也很普遍。特别是十八大前，许多民营企业家对未来党对私营经济的方针政策会不会变化心存疑虑。
　　
　　从财产所有制结构的安排上看，一些不动产的年期制和不能继承制，也是民营企业家们变卖资产，或者抵押银行套现后，转移资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城镇住宅及其他建筑物，农村宅基地、耕地、林地，以及地面其他建筑物，都是国有和集体所有制，这样的不动产一是有使用年限方面的规定，二是对继承方面的规定含糊不清。虽然出台了物权法，但是，城镇住宅使用期到期后，按照规定要重新交纳土地出让金，才能合法再使用若干年；如农民使用的林地、耕地、鱼塘等也有承包年限，按照规定，到期还是要收回重新分配，或者招拍挂竞价，才能合法使用下一个年期；而宅基地虽然没有规定使用年限，但也没有从法律上明确，子女可以继承。当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看，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度一定要坚持。但是，如果使用年期总是一段一段的，不动产不能继承，从法律上讲不动产使用一段后，有着很大的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的风险。而国外许多国家的土地房屋和其他建筑等不动产，价格比中国的便宜，还是永久产权，财产能继承，产权还得到保护，比较之下，为什么要在中国投资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近几年国内民营企业和民间资金大量外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制两难因素。
　　
　　从实践上看，（1）重庆等一些地区针对民营企业的“唱红打黑”，政府司法等机构和其中办案人员，对民营企业资产进行了触目惊心的非法吞并。比如在重庆打黑过程中，许多“涉黑”企业家的古玩、字画、黄金等大量消失。所谓“黑老大”陈明亮，在2010年9月27日被执行死刑。当地法律界人士称，他的起诉书中，除了现金、股权外，并未提及任何古玩文物收藏。比如重庆希尔顿酒店股东彭治民被逮捕后，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各项罪名，在2011年5月4日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被冻结和没收的财产估值约80亿元。
　　
　　（2）办案经费提成，是有的公检法各机构对一些民营企业抓捕、侦察、起诉、判刑入狱扩大化，甚至无罪冤做、轻事重判、法人责任捕判自然人的一个重要成因。学者田文昌指出，“公检法机关办案从赃款中可以提留很大一部分作为经费，这是非常可怕、非常严重的问题，可以推动办案机关去‘制造案件’。我认为必须把案款明的或者潜规则的提留制度彻底废除，办案机关怎么能从赃款中提留钱做经费呢？这个问题希望能得到解决。”
　　
　　（3）对涉腐行贿企业责任人的过度追究也引起民营企业家的恐慌。反腐败是廉政，以及消除官商勾结深得民心的非常正确的选择。从中国绝大部分创业、投资、建设和运营等看，因为过去到政府行政机构和事业机构办事太难，贪腐成了风气，再加之税费负担太重、税收和收费罚款随意、社保交费率太高、执行标准高低裁量空间大，又有抽逃注册资本金罪等不合理法条，几乎没有不行贿的企业家，几乎没有不偷逃税费和所谓“抽逃注册资金”等违法的企业。企业家面临着随时被起诉和几乎100%可获罪入狱的极高风险。
　　
　　（4）查企业领导个人犯罪，往往同时查封企业。大多数案件中，当法人，或者董事长有犯罪嫌疑，或者被起诉立案，基本上是查封企业，使企业停产和停止经营，对生产、就业、税收、银行还贷、其他还债、上下游供货等等，形成连锁反应。而且，一个地区对企业因查案查封关停的越多，造成当地经济下行的压力就越大。
　　
　　上述舆论和实践方面的不确定，无不形成相当多民营企业家恐惧未来和保全其资产的心理和动机，从而直接导致其应对行为就是家庭移民、缩小和停办国内企业、向国外转移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资金、资产和产业。
　　
　　其次，国内工业化发展阶段提前10到15年结束，许多产业过剩，投资溢满，形成了产业向外的挤出性转移压力。 由于中国22到44岁经济主力人口的突然收缩，加上城乡人口老化，以及少子化使未来进入经济主力人口的更替也在收缩，这使得住宅和汽车的的消费需求，相对于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同阶段相比，提前收缩。这意味着围绕住宅和汽车为主力，上下游关联和横向关联的产业，均遇到严重影响，制造业、采掘业和建筑业全面过剩。从需求市场看，国内工业领域几乎所有的产业都过剩，投资就亏损，一些在原有领域赚了钱的民营企业家，许多都看好东南亚、南亚、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投资和产业向外进行转移。
　　
　　再次，虽然国务院采取了很有力度的改革措施，但经营环境好转并不乐观。农民工工资上升过快，社保资金费率较高，使许多企业聘用职工的成本上升，特别是劳动密集出口企业，利润日薄，甚至亏损；国民经济日益高利贷化，银行信贷高利率成本挤压掉实体经济利润，也使一些民营企业难以为继；而税费罚款等居高不下，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回落，经济下行税收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更加加大了对企业收费罚款的力度。
　　
　　这一系列原因，使得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收缩业务、甚至关门，守住自己所积累的资产，不被消耗掉。
　　
　　从与政府有关的营商环境看，前几年企业注册难，审批越来越多，工商税务质检消防交通电力燃气等相当多部门办事难、乱收费罚款多、吃拿卡要日益严重；十八大反腐以来，一部分企业家反映，许多政府和行政事业性机构及办事人员，门好进了，脸也好看了，不敢明显吃拿卡要了，但是办起事来遥遥无期了。
　　
　　这种情况下，许多民营企业家考虑将国内的企业和投资项目缩小和停止，到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寻找投资机会。家庭移民，转移产业，资金外投，到国外实现自己和家族事业的继续发展。
　　
　　第四，一些民营企业家看到国内投资的领域有限，将积累的资金转移国外投资。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多次颁布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条例，描述了放开民营经济进入的领域。但是，实际上民营经济投资进入许多领域，有其各方面的困难。从民营企业家投资与政府有关的体制方面讲，这些有关放开民营经济投资的文件，好看不好用，从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许多规定看，这些文件与其不能接轨；一个部门的文件规定，与另一个部门的文件有矛盾；政府的文件与银行等部门的规定不协调。如此等等，使大量的民营企业家无法克服投资进入领域最后“一公里”的各种障碍。而从民营企业家能投资的领域看，一是服务业快速增长的领域没有放开。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未来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很大，但是，民间资本进入养老、医疗、旅游和教育等领域，仍然在市场和投资准入、人员、经营范围等等各个方面，存在着限制和歧视。行政垄断严重，竞争不足，供给较差，卫生、民生和教育领域，上学、养老、看病等难和贵，旅游乱、宰、差和贵等成了总也解决不了的顽症。而民营资本却无法顺利地进入。二是一些能使投资进入的新增长领域，没有开拓和放开。比如低空通用航空运输制造设施、改造盐碱等未利用土地、海水淡化、生态造林及林下经济、海岛及海洋经济等等，要么进行管制，要么没有鼓励放开的体制和政策。
　　
　　加之许多民营企业家大都想自己投资创业，资金散而规模小，不愿意以基金和股份公司等代理制度去集中投资，投入规模较大的一些领域；我们还没有找出吸引国有与民营愿意合作、顺利结合、决策便捷、运营顺畅、保值增值的混合所有制投资和公司体制模式。于是一些民营企业家，到国外投资超市、餐馆、加油站等小型项目，转移了我国国内发展服务业急需的资金。
　　
　　二、民企移民和资金外流为多少？
　　
　　民营企业家们对于人身财产安全的担心，其应对就是向外移民。如2012年约60%的高净值人士表示自己正在考虑或已经完成投资移民，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相似；超高净值人群中该比例超过70%。2011年，虽然浙江省有关部门出来否认，杭州万事利集团总裁李建华透露，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已经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根据联合国2016年初发布的2015年国际移民报告修订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数据，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1000万人；进入21世纪后，移民数量大幅度增长。中国从1990年的全球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2015第四大移民输出国。移民更倾向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投资移民。根据财富研究机构新世界财富(New World Wealth)开展的调查，2015年，中国65.4万百万富翁中，有9000人移民海外，占总数的1%。
　　
　　那么，到底流出了多少呢？从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的国际直接投资实际到位资金，2007年为783.39亿美元，2015年为1140亿美元；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007年为265.07亿美元，2015年1180亿美元。特别是2016年1到5月数据，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为542亿美元，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为735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方面开始形成逆差，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另外，中国许多民营对外投资，从地下钱庄汇出或者边境携带出去等方式流出，并没有进入国家的统计。
　　
　　2014年深圳查获的26个地下钱庄的资金主要在港粤两地流通，一些也流向国外。地下钱庄的经营范围包括汇兑、支票提现等。地下钱庄手续简单、快捷，资金周转快，而且能够逃避银行、税务、工商等部门的监管。地下钱庄的几台电脑、电话和传真就可快速完成境外账户和境外账户资金的划转。
　　
　　中国对外的FDI除了从正规渠道走的资金，进入大的矿业投资、工程、企业并购、工厂建设等等外，一些资金大量地从地下钱庄、边境携带现金等非正规渠道流出，进入境外加油站、超市、餐馆、小型企业投资，以及住宅等不动产。甚至一些民营企业的大中型投资，其资金也通过地下钱庄方式进行。与一些民营企业家、国家工商联国际合作商会有关人士的访谈认为，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向外转移资金和投资，没有进入商务部统计的金额，大约是统计公布数的2倍，甚至可能有3倍。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看：（1）可能从2008年开始，考虑地下钱庄出去的资金，实际上投资流入就小于投资流出， 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净流出为1180亿到2360亿美元（地下渠道按两倍计算）之间，即国内净减少投资规模7670亿元到15340亿元之间，占当年国内投资规模676708亿元的1.1%到2.3%之间。后面还将分析，加上不法资金的外逃，实际上国内净减少的投资和消费，要远远大于此规模。（2）与境外投资商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不同的是，许多民营企业家对境外直接投资，由于本人和家庭移民和产业转移，在外的利润留在了境外，并不汇回中国大陆，形成大陆对境外直接投资的相当比重国民收入的损失。（3）从中国的产业结构看，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产能过剩，而服务业发展滞后和不足，理应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投资大于服务业投资的流出；但是，中国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中，64.6%投向了服务业。这说明，服务业投资在国内受到有关服务业没有放开等体制的各种限制，逼迫其流向国外。
　　
　　有研究分析中国企业并购活动已成一大趋势。其中，内地企业并购海外企业更以非比寻常的速度攀升。截至2016年6月14日止，内地企业对外并购活动涉及金额（4个季度累计）已攀升至2705亿美元，而且进入2016年后外流速度加快；创纪录高位。内地企业近年热衷海外并购，并购规模越来越大，背后因由众多。不过，内地企业透过并购把资金撤出海外，相信是其中一个较合理的预期。再如，根据交易追踪机构Real Capital Analytics的数据，中资企业1到5月后期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美国商业房地产收购交易达47笔，交易总额为93亿美元（约合610亿元人民币）。从2014年7月到2016年5月底，外汇资金流出达15000亿美元左右。
　　
　　国内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向外移民，缩小生产和服务规模，关停国内企业，有的向国外转移生产能力，有的将所积累利润转移国外，甚至有的押抵套现后投向国外。从流程上看，实际上是国内一部分储蓄和投资的流出，如果向外直接投资大于国外对我直接投资，即投资净流出，则会对国民经济增长形成负作用。而中国近几年，正式渠道和地下渠道的对外直接投资总和，实际上大于境外对华直接投资，不能不是一个致使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因素。
　　
　　三、怎么办？
　　
　　经济学界在讨论2011年来经济下行原因时，主流的意见都忽视和没有注意到开放经济中国内资金和投资向外漏损的原因。但是，从数据上看，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着的国民经济财富的内外流动。首先，我们在观察进出口货物贸易顺差时，不能不考虑服务贸易巨额的逆差，加大对服务业出口的改善和调控。其实，是服务业资金投入的障碍和向外流出。
　　
　　因此，改革和完善进出口统计体制，形成完整的货物和服务统一的统计体系，整体考虑出口增长速度和贸易平衡；特别是注重国内服务业体制的改革，打破一些服务业的垄断，放宽民间资金对教育、医疗、养老、健康、旅游等服务业的准入，对于自身服务业的发展和增强国内外服务业市场的竞争力，加大中国服务业的出口，平衡服务业逆差，对于调控国民经济健康增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由于讨论民营企业家移民、产业和资金转移，对国民经济景气的影响，较为敏感。学术界主流学者在分析增长速度下行时，对此闭而不谈。但我认为，这不符合经济学研究客观真实、数据说话的原则。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家移民和向国外转移资金，也势必影响国内的投资和消费，进而涉及国内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为了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学术讨论和新闻宣传，要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安排恒产制度，继续简政放权，减少审批，减税清费，降低贷款利率，创造实体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放开养老教育等服务业领域，开拓和新增未利用土地改造等投资的新领域，使民营企业家安心、放心和有信心在国内投资和发展。
　　
　　2016年3月5日习近平总主席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和工商联联组会上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他还还强调：“我们从来没有动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主席2016年4月25日在安徽调研期间，就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指出，“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要抓紧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真正让农民吃上‘定心丸’”。他还强调，“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这是农村改革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访谈中，有关权威人士也提出，“现在最关键的是通过保护产权、知识产权，使企业家既有‘恒产’，又有‘恒心’，要建立‘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把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让他们充分体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一些具体政策执行上，不要盲目翻旧账，使创业者有安全感。”在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署名任平的文章提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上述习近平主席讲话，以及人民日报的专访和文章，从党的思想路线和大政方针上，统一基调，为扭转民营企业家向外移民和资金外流的局面，创造了有利的氛围。
　　
　　恢复民营投资在国内的信心，可能需要综合的发力：一是全面放开服务业等管制和半管制的领域，开启通用航空领域，与恒产改革相结合，放开盐碱等未利用地改造、海岛开发利用、海水淡化、植树造林等新投资领域；在坚持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大力度改革不动产产权结构体制，解决农村各类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和继承权及确权问题，农村集体土地不再征用同地同价直接进入建设市场，城镇国有土地也要取消年期制而实行永久使用制；保护私人知识产权和不动产使用财产产权等，使其有安全感；再就是彻底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放开领域，放开市场，合理和科学监管，让民营企业投资无障碍；另外，还要降低增值税2个百分点，社保费率切实降低到30%，切实解决民营实体经济融资难和被高利贷化问题。这有这样，多管齐下，才能使民营企业有安全感投资，有恒心投资，有合理利润投资，才能把外流国外过多的投资重新呼唤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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