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经济下行需立即停止和废除社会抚养费征收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抑制了新生人口增长，导致了消费的收缩。对于人口下行造成的经济下行而言，需要出台的供给侧的财政政策，就是立即停止和废除社会抚养费的征收。

　　缓解经济下行需废除社会抚养费

　　一般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对人口相对萎缩引起的经济下行是否有用？需要用什么样与人口问题有关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由非人口因素引起的经济下行，使用什么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要细致地进行探讨。

　　一、人口变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1970到1978年是一个较大幅度下降的区间，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6.2‰急剧下降到了12.0‰；随后，1979年到198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是一个上行期，从11.61‰上升了1987年的最高点16.61‰，从1988年开始下降，1998年降低到10‰以下的9.14‰，2008年降低到5‰左右，随后一直徘徊在5‰上下水平到现在。而人口总和生育率则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78年的2.72；1979年到1987年，人口总和生育率则从2.75略微下降到2.59；自此，从1988年开始下降，1991年是一个转折点，总和生育率降低到了替代水平的2.075，到了1998年降低到1.55；2011年的最低点降到了1.04，2015年也仅恢复到1.3左右。从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决定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来看，1979到1987年人口增长的上行，解释了国民经济从1999年开始到2007年的上行增长过程；但是，从2008年开始，虽然有2009年强刺激后经济增长率的回弹，但是总体上经济增长速度长期趋于下行，一直降低到2016年预计的6.5%左右。

　　在人口生育率稳定，人口增长率平稳变动情况下，经济增长周期性的波动，可能是由固定资产更新等因素引起的；还有一些波动，也可能是开放经济环境中，由经济体外部需求变动所致；或者国内实施较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时引起波动；或者长周期的波动，可以是由创新，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引致的。  

　　而在人口增长波动长期较为剧烈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波动受人口增长波动的影响较为深远和强烈。如果我们拟合中国1974到201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20年后1994年到2015年的GDP增长率，二者是高度相关的。一个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定律是：在人口增长变动较为强烈时， 20年前人口增长率影响甚至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率。这说明什么呢？在人口增长率大幅度振荡大势下，各个短期的经济增长率也许会随着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增长振荡的幅度可以抹平一些，甚至小小的向下或者向上调整，但是大的格局上看，短期再强的财政货币经济政策扭不过人口增长变动这个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因素变动大势。

　　现在关键的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如何，时间多长？在这样一种走势下，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及改革的组合和配套。从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变动看，从1995到2015年21年人口变动的周期看，1995到2000年是一个人口增长率总和生育率从1.77降低到1.22，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0.55‰下降到7.58‰的大拐弯处；2001到2005年间，人口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的水平上，但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却从6.95‰，继续滑向5.98‰；而在2006到2015的10年中，人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3，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5‰左右。

　　另从人口结构变化看，人口快速呈现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并且老年人口快速增长。人口的这样一种下行和低迷走势，加上这样一种结构的变化。其带来的经济变动是，需求方面，由于经济主力人口，包括非经济青少儿部分，他们的消费总需求收缩；供给方面看，劳动力减少导致生产和服务的成本上升，老年化的福利费用上升也要加入生产和服务的成本之中，出口失去成本优势，总需求持续萎缩导致产业开始过剩。这样，国民经济增长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动力均突然放缓。      

　　这就使得未来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2016到2020年间，可能从7%左右，下降到3.5%；2021到2025年间，从3.5%再降低到2%左右；而在2026到2035年间，则长期徘徊在1.3%的水平上。这样的动态场景，中国从2008年开始，GDP增长速度从上年的14.2%一直下降到2015年的6.9%，实际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一个长达8年的大下坡，下降的幅度竟多达51.4%。而从20年前人口增长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的定律看，如果没有特别重大组合性的举措，在10年内仍然可能会从6.9%下滑到2%左右，紧接的10年中，可能长期低迷在1.4%左右。也就是说，是一个长达20年左右的从下滑到长期徘徊低迷的L型国民经济增长期。

　　在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中国与老牌发达国家及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区别是，英美德法日韩台新等，没有对人口生育进行计划调控。其特点是：（1）英美德法虽然没有进行生育的政府干预，但是人口的生育率工业化后，都降低到了替代率以下，甚至有的下降到1左右；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从工业化初30‰多到10‰的高位，降低到了个位数，甚至个别的零增长。日韩台新等，对人口进行了政府干预，实施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从高位下降到低位的时间要比老牌发达国家快。（2）它们在经济增长速度上，是工业化时期先快，到后工业阶段放慢；发展水平与人口结构上，工业化过程中都实现富裕，英美德法等到后工业社会后的一个时段内，人口增长速度比日韩台等高；而日韩台新等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则进入后工业社会后，人口就开始老化，其中日本撑的时间稍微长一些，而韩台新则时间离老化的较短一些。

　　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人口生育干预的力度要比日韩台新强得多，使人口变动的幅度也要比日韩台新等大和深。从2015年反映的情况看，经济主力人口规模数量绝对收缩，少子化使未来后续注入的经济主力人口也是继续萎缩。因此，从长周期看，其总需求、劳动力供给是持续萎缩，老年化成本是持续上升的动态过程。

　　因此，我们在考虑财政和货币等经济政策的运用时，不得不考虑这样长周期形成的格局。这种宏观经济政策周期性的动态环境，与英美德法是不一样的，与日韩台新也有所不同。从另一个角度讲，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下行的格局，与20世纪30年代末大萧条时代，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不一样；也与20世纪70年代美英等国家遇到的滞胀形势也不同。简单地照搬发达国家实施过的一般性的凯恩斯财政货币政策，或者是一般性的供给学派财政政策，来治疗中国今天遇到的因人口下行而导致的经济下行症结，都可能是无效的。

　　二、一般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失效

　　1936年凯恩斯针对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学术的局限性，探讨了市场自我调节下，货币流动性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等失灵问题，也以此分析框架建立了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提出要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包括货币政策，抹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政策建议。这种理论，在二战时期的美国，包括战后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支持了其20年左右的繁荣和增长。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中，这些国家的经济发生了滞胀，即增长放慢、失业率升高、物价上涨。这种国民经济的运行，使得纯粹的凯恩斯方式的调节，已经失去作用。

　　单纯的凯恩斯扩张总需求的经济政策对调节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有用吗？回答是否定的。中国发生的22到44岁经济主力人口的收缩，而不是扩张。而且由于少子化趋势，未来进入22到44岁经济主力人口的数量也是收缩的。在经济萧条时，凯恩斯宏观扩张性调控暗含的一个假定是，人口结构和增长的动态过程是正常的。如果这一过程向上波动太大，就会强劲地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而如果这一过程向下波动太大，就会形成国民经济增长下行的拽力。

　　因为，消费需求，首先是人的需求。22到44岁年龄劳动力就业创业，增加收入；这一年龄段人口要结婚成家，形成家庭教育、生活和能行等消费需要和能力；这些人口是耐用消费品、住宅和汽车的主力购买人群，是整个制造业需求市场的形成者。因此，这部分年龄段人口的持续收缩，必定带来消费总需求的持续下行，而不是上行。其后果是，整个国民经济制造产业的过剩。这样的格局下，单纯用扩张性的凯恩斯财政政策，包括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均无根本性的效果。

　　比如，在公共领域的财政政策，如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一是建成后，交通中中间和最终商品运输的量是收缩的，由于人口的流动一些地区交通设施的客运效率也较低，可能用此方法持续拉动国民经济短期的增长，使得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越来越处于过剩状态。

　　比如，由于产业由于现阶段和未来经济主力人口持续收缩，用降低利息、下调银行准备金率、扩大货币供应量，特别是扩大银行放贷规模，继续让制造业领域进行投资，要么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收缩的趋势，不再贷款进行投资；要么，一些国企业听从政府调节，或者一些民营企业投资建设后，或者技术先进和成本优势，挤掉现有的生产能力，或者建成之时，也就是过剩的倒闭之时。

　　为什么短期刺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失去作用？最简单的困境概括就是：在经济主力人口收缩时，政府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货币的流动性，即印刷和投放货币出来，但是，政府无法在短期内印刷出使用货币进行消费和支付的人口来。

　　三、针对人口因素经济下行的经济政策

　　与凯恩斯调节财政收支和货币流动性措施来抹平经济波动不同的是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他们的主要主张是减税。供给侧的这种财政政策，对理疗中国经济增长下行是否有用，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去分析。

　　首先，供给侧的减税费，以及对多生育的负税财政政策，包括需求侧对生育人口家庭的支出等，对人口增长的恢复，对增加劳动力的供给，稳定二胎及以上生育与劳动力供给及其收入消费的关系，消除目前人口体制上附加的特殊税负，有着增加人口和扩大消费的积极作用。

　　对过去所谓超生人口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从经济学角度看，实际是一种对新生人口的一种课税，也即新生人口未经批准而来到世界的惩罚性税收。实际上：（1）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抑制了新生人口增长，导致了消费的收缩；也即使用财政政策，干预了生育决策，导致了消费人口减少，引致消费需求增长连续不断地减弱。

　　（2）年年增长的社会抚养费，特别是2014年到达200多亿规模，相当多来自于在城镇务工农民手中，来自于农村劳作和创业的农民，许多家庭本想用这笔钱建筑和购买房屋，或者创业，但是被政府征收后，不但未能实现买房和创业，甚至负债，日常生活消费都受到严重影响。实际上是一种特种税，严重影响着农村的消费、投资和创业。

　　（3）还有1300万黑户人口，相当多的是超生人口，虽然中央规定其户籍登记与征收社会抚养费脱勾。但是，往往这边到派出所登记，那边计划生育部门就得知，到当地法院按照《社会抚养费征收条例》起诉，被判违法，要求补交并重罚，许多家庭上了黑名单，并被强制判决执行。这也成为悬在黑户人口头顶随时将爆炸的炸弹，严重抑制着农村农民和城镇务工家庭的消费、投资和创业。因此，对于人口下行造成的经济下行而言，需要出台的供给侧的财政政策，就是立即停止和废除社会抚养费的征收。

　　针对因人口下行而经济下行的另一供给侧的财政政策，是给未来生育二胎和多胎的家庭减少个人所得税。特别是将目前的按照工资收入线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式，调整为按照家庭收入和人口数量综合考虑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以其提高抚养比较高家庭的生活水平，增加生育意愿，生育人口和扩大消费。

　　其次，治疗因人口下行造成的经济下行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主要是对人口的抚养进行财政支出。妇女生育二胎的一个忧虑，主要是机会成本。即可能生育二胎后，工作机会丧失，事业受到影响，陷入家务之中，影响工作时间和效率，无收入或者收入减少。考虑中国严峻的人口萎缩和老龄化问题，暂不向高中扩大义务教育，而是将义务教育向下延伸到托儿和幼教阶段。财政以扩大支出的办法，从投资上，多建设托儿所和幼儿园，编制预算，保证幼儿园动转的各种经费，凡是生育二胎和二胎以上的，由国家看护及实施学前教育。这样，妇女就多生育人口的后顾之忧，减轻其抚养负担，增加新生和婴幼人口，扩大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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