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有无金融真的决定大国兴衰吗？

　　金融是英国战胜清政府的关键，但为何金融霸主荷兰却也败于英国？

　　薛涌在他的一本书里提出一个观点既金融决定大国兴衰，他基于的历史例证是，鸦片战争中，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清政府，却被蕞尔小国英国所打败。于他看来，究其原因端的简单：因为英国拥有可依赖的发达的金融市场，而清政府却没有。

　　薛的这一观点显然是“道不孤”的，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显然也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在《金融的逻辑》一书里，他像薛涌一样，简单的将鸦片战争的胜败归因为有无金融。在这本书中，这位金融学教授彻底抛开了制度、军事、工业、民族性等因素，甚至连经济领域里的生产率这个概念也被其彻底抛弃，只是一味地宣扬着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之所以发达，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将金融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在他看来，正是由于金融的崛起，西方国家才会随之崛起。简言之，他与薛涌一样，认为金融决定着一国的兴衰。

　　这种观点从逻辑上而言，确实可解释鸦片战争的失败，但问题是它却无法解释新兴国家英国何以能战胜当时的超级大国、金融霸权的享有者——荷兰。

　　尽管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开始。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只到17世纪中叶在荷兰首先完成的。虽然这是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但它却是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的国家”。它是一个共和民主的混合，实际的政治权力是在商人和知识精英的手中。就在这样一个没有君王，强调共和和民主的国度里，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一个金融中心。

　　1588年，荷兰人挣脱西班牙的统治获得独立。独立之前，与宗主国西班牙的贸易是荷兰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但是独立之后，西班牙封锁了其所有港口，并明令禁止所有荷兰商船驶入西班牙。荷兰经济的生命线就这样被扼断了，新生的荷兰共和国出路在哪里？荷兰人的特长是其敏锐的商业直觉，很快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优势。因为这片土地上拥有人数众多、对财富充满强烈渴望的商人阶层，如果将他们的爱财之心转化为一种力量，那么，荷兰就拥有了比王权更为强大的武器。根据这个优势，荷兰人决定从精明的中间商变成远洋航行的斗士，靠自己去开辟前往东方和美洲的航线。

　　只是，远洋航行需要的资金又将从何而来？在时任共和国大议长奥登巴恩维尔特的主导下，1602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股份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就像他们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一样，荷兰又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组织。为了融资，公司发行股票，并承诺对这些股票分红，这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筹集资金的方法。这一次他们聚集了650万的资金，于今天而言，这是一笔约合近百亿美元价值的巨款。通过向全社会融资的方式，东印度公司成功地将分散的财富变成了自己对外扩张的资本。成千上万的国民将自己安身立命的积蓄，投入到了这项利润丰厚，同时也存在着巨大风险的商业活动中。

　　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出航了。在东印度公司成立后的短短五年时间里，它每年都向海外派出50支商船队，这个数量超过了当时世界霸主西班牙、葡萄牙的船队数量的总和。但在前十年，东印度公司没有向它的股东支付过任何的股息，因为他们正忙于将钱投到造船、造房子，以及在亚洲建立一个贸易王国上面。当这一切都做妥当之后，公司终于向它的股东们派发了红利。

　　连续十年不给股东们分红利。这样的经营方式为什么能够得到投资者的认可？那是因为：荷兰人在发明股份制的同时，还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流转体制。就在东印度公司成立后的第七年，也就是1609年，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股票交易所诞生在阿姆斯特丹。在这个交易所，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只要愿意，都可以随时将手头的股票兑现成现金。而就在那时，在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中，就已经活跃着超过1000名的股票经纪人。虽然他们还没有穿上红马甲，但是固定的交易席位已经出现了。

　　一时间，这里成为当时整个欧洲最活跃的资本市场，前来从事股票交易的不仅有荷兰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外国人。当大量的金银货币以空前的速度循环流通时，荷兰的经济血脉开始变得拥堵起来。这一次，荷兰人又开创性地建立了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于1609年，这比英格兰银行要早近百年，它是一个城市银行、财政银行和兑换银行。它吸收存款，同时也发放贷款。更重要的是，这家银行还发明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信用。那时他们称之为“想象中的货币”。为了保障银行的信用，阿姆斯特丹市通过立法规定：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银行的交易自由。

　　正是基于此，历史学家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荷兰的市民是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创造者，他们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也正是依凭它的金融霸权，这个国家一度成为世界霸主，它四处扩张，殖民地遍布亚洲、非洲和美洲。

　　而反观同期的英国，虽然正在崛起，除军事方面外，其在各方面与荷兰还是有着莫大差距的，金融方面尤其是如此。这可从荷兰郁金香泡沫和南海泡沫中金融工具的使用可见端倪。通过对金融史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早于1630-1637年间爆发的郁金香泡沫已有丰富的金融工具。在那时，投资者可裸买空、裸卖空，搞空头交易，可投资期货，且有着完善的期货市场。更有甚者，为降低买卖的门槛，有交易商将一个球茎分为几分之一，使交易者可以买卖几分之一的郁金香球茎。而反观1711-1720年间的英国南海泡沫，虽然晚于荷兰郁金香泡沫半个多世纪，但显然，这些金融工具却是缺乏的。此外，百年前的荷兰已经有完善的证券交易所，而百年后的英国人仍只能聚集在马路上随意的交易。

　　问题来了，如果真如薛、陈等“金融决定一国兴衰论者”所认为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清政府，仅仅只是因为其凭借其发达而强大的金融。那么，在英国与荷兰的争霸战中，取得战争最终胜利的，应该是金融更为发达，享有国际金融霸权地位的荷兰才是。但事实却要大跌金融决定一国兴衰论者的眼镜了，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最后是以金融霸主荷兰的失败，金融弱国英国的崛起而告终的。

　　金融有助创新，但为何第一次产业革命却爆发于金融戒严的英国

　　金融决定大国兴衰论者所坚持的另一个观点是，金融有助创新。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一观点同样经不起历史的拷问：如果他们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历史应该被改写成这样：第一次产业革命应该首先爆发于荷兰而不应是英国。

　　原因很简单，我们前面已提及过，于17-18世纪英国的金融本就远要落后于荷兰。到了1720年情况不会更好而是更糟了：因泡沫法案，英国的金融甚至一度处于“戒严”状态——为防止投机泡沫失控，1720年6月9日英国国会通过了《泡沫法案》。法案禁止“在未经议会或国王授权的情况下，成立像公司实体那样的联合体，并使其份额可转移和让渡”。从此，该法案便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一样，一直约束着英国证券市场这只“猴子”。到1741年时，这一法案不仅适用于英国本土，甚至在英国的北美洲殖民地也就是今天美国的前身也同样具有效力。到1807年11月时，英国检察总长仍以《泡沫法案》为依据，起诉了两个公司非法设立可转让股份的行为。虽然时任英国首席大法官的埃伦伯勒（Ellenborough）勋爵驳回了检察请求，但他同时也发出了一个坚定的警示：以后没有人可以假称《泡沫法案》已过时，并禁止以合资公司可转让股份为基础的投机。虽然这两家公司暂时逃过一劫，但不久还是因为股份可转让而被认定为违法。直至1825年，这一法案才由时任商务大臣哈斯基逊（Huskisson）提议撤除，并最终由《贸易公司法》取代。也就是说，由南海泡沫所引发的短暂疯狂，最终却让英国招致了上百年的金融戒严期。

　　但不容“金融决定一国兴衰论者”们所否定的一个事实是，第一次产业革命就孕育和爆发于这一百年时间里：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1765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1768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1769年詹姆斯??瓦特改良了蒸汽机；1785年爱德蒙特??卡特莱特发明了动力织机；1807年富尔顿造出了用蒸汽机做动力的轮船；1812年特列维雪克造出了科尔尼锅炉；1814年史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

　　正是由这一系列技术变革所引起的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构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而言，它绝不亚于由美国所主导的、以电气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正是这场革命，我们才得以进入到一个自由贸易的时代；正是这场革命引起了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才使得使用机器为主的工厂制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工场；正是这场革命带来了城市化和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正是这场革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正是这场革命导致了生产力的飞跃；正是这场革命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正是这场革命，客观上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猛烈冲击着传统封建社会的旧制度、旧思想。

　　但也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及的，在这一百年时间里，英国的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对英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对英国的崛起所起到的作用，事实上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的这段历史并不是孤证：以电气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产业革命，首先爆发于金融并不发达的德国——1866年，西门子制成了发电机。由此，电气开始用于代替机器，成为补充和取代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新能源。随后，电灯、电车、电影放映机相继问世，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也就是说，第二次产业革命根本就是德国所缔造的。

　　当时的德国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呢？当时的德国，正处于统一前夜和统一之初，其资本市场远没有当时的英国和美国发达。当时整个德意志地区都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推广股份公司制度，但颇具有德意志特色的是，当时众多股份制公司的资本来源并不是向社会公众募集，而是通过银行认购股票，这就奠定了德国证券市场与银行特殊关系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德国的金融体系非常审慎，主要表现在德国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非常严格，以至于德国金融机构的投资回报率在整个世界都是比较低的。正是得益于这种审慎的金融体制，德国不仅避免了金融业回报率过高的情形，保持了金融业的稳定，同时也能使资金和人才逐步流入到企业、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想，这一点不仅是德国缔造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也是英国能够在金融戒严下，孕育出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根本原因——没有畸形的资本市场，使得工商业的天才幸免被扼杀：人们不至于在财富从天而降的幻想中虚度，不至于陷入长时期的疯狂而不能自拔，整个国家没有不安所业的人民，每个人都在踏实地劳动，这一切反倒驱使着大量的社会储蓄和人才，流入了企业和实体经济。

　　当然，我无意于否定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只是想说：正如英国和德国的崛起及荷兰的没落所表明的，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在一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在一国经济的发展中，在一国的崛起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真的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重要，那么的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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