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有愈演愈烈之势

　　民间投资不仅仅是趋势性缓慢下滑，而是急剧快速的下滑，其根本原因在于：与国有资本相比，民间投资在市场准入、融资成本、税费负担等方面的阻力和难度较大，“国进民退”有愈演愈烈之势。

　　投资蛋糕的“国进民退”问题进一步恶化

　　5月民间投资增速创下历史新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博士的分析报告《透过数据追溯民间投资陡降原因》颇具分量，该报告认为人口结构变化、经济结构转型、投资回报率下降是民间投资快速下行的三大关键因素，并就此认为，当前民间投资低迷是趋势性下滑，任何政策都无法逆转。

　　然而，笔者认为，民间投资不仅仅是趋势性缓慢下滑，而是急剧快速的下滑，其根本原因在于：与国有资本相比，民间投资在市场准入、融资成本、税费负担等方面的阻力和难度较大，“国进民退”有愈演愈烈之势。

　　民间投资出现急剧快速下滑不仅仅是趋势性下行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均步入趋势性下滑通道。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下行至6.7%，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低，固定资产投资也从长期20%-30%的高速增长期步入个位数增长期（1-5月累计增速为9.6%）。中国经济长期处于L型下行通道的趋势不可避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投资增速下行幅度，远远大于GDP和固定资产投资下行幅度。1-5月民间投资增速已从前期高点2011年10月的35%，急剧下滑至3.9%，仅为前期高点35%的1/10左右，也创下了历史新低。相应地，民间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也下行至62%，同样创下2013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国有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特别是在年初以来稳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5月累计投资增速23.3%，投资蛋糕的“国进民退”问题进一步恶化。由此可见，民间投资并非趋势性缓慢下滑，而是急剧快速的下滑。

　　之所以这么说，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人口结构老龄化，使得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和流动人口净减少，直接影响了房地产和汽车消费市场。具体来看，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从2010年4月的38.2%，趋势性下滑至2015年11月1%的低点，尽管2016年5月又回升到7%左右，但仍仅为前期高点1/5左右。汽车消费同样也呈现下行趋势，2010年汽车销售月均增速大约为40%，2016年5月累计增速为6.96%，大约为前者的1/6。从趋势上看，民间投资下滑幅度（5月增速为前期高点1/10左右），显著高于房地产投资和汽车消费的下行幅度。

　　另一方面，民间投资低迷还与服务业投资快速增长的趋势相背离。当前，我国正处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时期，服务业增加值快速增长，不仅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还成为全社会投资保持平稳增长的关键因素。1-5月服务业投资规模（10.8万亿元）不仅显著高于第二产业投资规模（7.5万亿），而且投资增速（11.9%）也显著高于全社会投资整体增速（9.6%）。然而，1-5月民间投资投向服务业的规模为5.4万亿元，仅占服务业总投资50%，显著低于民间投资占总投资比重（62%），而且，民间投资投向服务业的增速仅为2.2%，并成为民间投资增速陡降的主要原因。

　　如何扭转民间投资急剧快速下滑的趋势？

　　如何扭转当前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现状，笔者认为，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和改革举措。

　　首先，中央政府应进一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动力。当前，对于稳增长的目标实现，过度依赖于货币和信贷的宽松，但这一政策存在两方面弊端：一是宽松货币和信贷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逐步递减，这从一季度放出天量信贷后，经济依然毫无起色就可以看出来；二是大量低成本信贷资金流向低效率央企，而央企获得资金主要用来频频举牌地王，吹大房地产市场泡沫，相反，民营企业获得资金的难度和成本依然较高，扩大投资要求的回报率更高。因此，笔者建议，中央政府应大幅提高财政赤字忍耐度，通过大规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投向地下管网、社会事业、环保等民生基础设施项目，托底经济增速。同时，国债项目必须向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同时开放，甚至可以明确民间资本参与国债基础设施项目的比例，相应地，民间资本可通过招投标、BT、BOT等方式扩大国债项目的投资规模。

　　其次，督促投资进入服务业的相关政策落地。正如前文所述，民间资本服务业投资快速下滑，是民间投资陡降的根源。事实上，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促进民间投资新36条”中，几乎2/3以上的核心举措都是鼓励民间投资进入金融服务、能源、教育、医疗、文化、商贸流通、社会服务等服务业领域。当前，可不必急于出台相关政策，而是把这一文件落到实处，制定民间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从制度保障上提升民间投资进入服务业的积极性。

　　再次，降低高端服务业牌照资质准入门槛、加强事中事后的日常监管。当前，民间资本进入发展前景看好的服务业，依然存在准入门槛过高、审批流程过长等问题。例如，对于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保险等行业，监管部门的风险管控思路是强调牌照资质的事前审批，而日常的事中事后监管相对缺位，这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金融混业监管的需要。对于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领域的投资开放，同样存在着重事前审批、轻日常监管的问题。

　　最后，扩大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让利于民（民间资本）的力度。当前，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仅仅对盈利前景较差、发展前景悲观的业务让出股权，难以吸引民间资本的加入。对于已经进行的改革，民间资本也处于边缘地位，难以参与企业决策。在未来改革中，应提高盈利前景看好的国有业务的改革力度，同时让民间资本积极参与企业和项目决策，提升民间资本的主动性。

　　综上所述，人口结构变化、经济转型和投资回报率下降可以解释民间投资出现趋势性下滑的现象，但无法解释民间投资增速急剧快速下滑的当前形势。事实上，民间投资急剧快速下滑的根源，依然是民间资本面临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高、融资成本高、税费负担重等问题。只有逐步降低民间投资进入高端服务业的门槛，转变重审批、轻监管的管理思路，积极扩大民间资本在中央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债项目中的投资比例，才能扭转当前民间投资持续快速下滑的趋势，让民间资本成为新常态下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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