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转型的希望寄托在科技创新上

　　近年来，我国在寻求向制造业价值链上端移动的道路上有了长足进步。然而，我国当前的创新创业，多数是商业模式的创新，缺少硬科技创新。本应充当经济科技创新主力的大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实际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研发成果企业用不上，企业遇到的技术难题，高校和科研院所又不愿意去做，这成了阻碍科技创新的严重瓶颈。如何实现企业家与科学家的最优结合，对促进创新和科技成为经济主要引擎是一项巨大挑战。

　　时隔近38年，四大顶级科技会议历史性再度联合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天在京举行。如果说，上一次“四会合一”的1978年为我国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构建了国家科技政策的初步框架，逐步开始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模式探索，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进步准备了条件，那么这次“四会合一”事关我国经济的成功转型。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点上，科技创新已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有学者称，我国经济要从“科兹纳型套利经济”转为以发明创造为主导的“熊比特型创新经济 ”。今天，科技创新已成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工业体系升级的重要推手之一，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支撑所在；也是众多企业摆脱产能过剩压力、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方式之一。无论国内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高压下的实体经济经营困难，还是高端装备制造业走出国门，以科技创新引领的产业结构升级时不我待。

　　看近期高层的屡次表态，十八大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一步步进入落实阶段。《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了“三步走”战略目标：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不可否认，我国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和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等方面成效卓著。作为衡量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指标大幅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研发支出占全球研发支出总额的20%，超过欧盟和日本 ，升至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的28%。我国研发支出超过75%来自企业。亚开行公布的《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我国在亚洲的医疗器械、飞机和电信设备等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中所占份额，已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而日本2014年所占份额则从2000年的25.5%下滑至7.7%。这一转变，标志我国在寻求向制造业价值链上端移动的道路上，在促进创新和科技成为经济主要引擎上有了长足进步。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创新往往形成新的生产力。以机器人为例，这是衡量现代科技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抢占智能社会发展先机的战略领域。比如，机器人被视为创新驱动战略在产业上的具体体现。据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专家介绍，“十三五”发展规划将与《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一起，构成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蓝图。这将推动更多的地方把机器人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产业，甚至成为一个产业投资热潮。到2020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年销量将达到15万台，保有量达80万台；到2025年，工业机器人年销量将达26万台，保有量达180万台。“十三五”末，我国机器人产业集群产值有望突破千亿。

　　不过，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当前的创新创业，多数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而缺少硬科技创新。本应充当经济科技创新主力的大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实际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援引《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数据库》的数据，2014年在我国公开的授权发明专利约22.97万件，其中机构(个人)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数约为16.3万件。高等学校获得约3.81万件授权发明专利，占总数的23.4%；研究机构获得约1.36万件授权发明专利，占比8.32%；企业获得约9.23万件授权发明专利，占比56.65%。如从历史角度比较，2000年至2013年，我国高校平均每年获得1.13万件授权发明专利，研究机构平均每年获得0.44万件，公司和企业年均获得5.24万件授权发明专利。公司和企业在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优势越来越突出，高校和研究机构则变化幅度并不显著，存在明显“短板”。这凸显了科技和产业的“两张皮”问题。清华大学科技开发部副主任张虎则说：“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我们常常碰到一些问题，最典型的就是，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研发成果过于前沿，企业在当下用不上；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很多技术难题，高校和科研院所又不愿意去做。”这无疑是阻碍科技创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严重瓶颈。目前被视为科技创新重要保证的美国“拜杜法案”，之所以能实现其“必须将新技术以某种方式转移给公众并加以广泛应用，同时这种方式必须具有较高的效率”目标，就在于使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成为可能。“拜杜法案”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为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三方合作，共同致力于政府资助研发成果的商业运用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激励，从而产生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强大动力，使得美国在全球竞争中能继续维持技术优势。而我国的大学至今缺乏真正有效的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通道，而大学及背后的行政管理机构对市场化又心存抵触，加上评价体系单一，遂使产研结合实现创新驱动的理想，只能是“看起来很美”。因此，如何实现企业家与科学家的最优结合，是我国实现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巨大挑战。

　　激励创新热情，引领全社会构建适于创新的环境是基本的条件。这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防止好项目被政府审批、官僚体系拖垮、拖死；还要求提供创新公共服务，既可通过自身建设服务团队，也可选择与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合作。当企业面临非技术困难，诸如跑审批流程、面对政策及融资等信息的咨询问题时，企业能很方便地获得相关服务；当然，要建立更规范可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试点建设知识产权服务平台，重点建立科技发明披露、商业价值评估、专利设计申报、专利市场营销相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制等，着眼于保护科技创新成果；而最关键的一点，是提供相对完善的投融资体系，化解初创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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