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小山：围观的手机和执法的手铐要怎样和平共处

　　上海近日展开交通大整顿，有两名违章的女性不服从处理，警察采取了强制措施。她们被戴上手铐的时候，抗拒的视频传到网上，引发社交媒体上的舆论关注，对警方颇有非议。上海警方对此回应，将坚决依法查处，严厉打击，保护公安民警依法行使职权。

　　这两起事情之所以轰动，是因为执法过程被围观市民拍到了，引起了各种解读。视频画面中的肢体冲突，动用警械的过程深深刺激了观众，容易激发人们对执法者的刻板印象。警方重申了依法处理的强硬立场，这与舆论对这种事的理解，存在明显差距。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警方使用警械的情况，不应该包括这种整治自行车占据机动车道的行为。因为它看起来是微小的错误，不是严重违法，如果对动用警械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证明当时状态下的处置是适当，无疑会吸引非常多的指责，这恐怕也是执法者不愿看到的。

　　不止是上海，不光是在交警执法领域，其他地区、其他类型的执法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城管执法）中，也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波澜。执法行为被围观者拍摄下来，摆在社交媒体上争论，引发舆论声浪。这种事情一而再发生，围观的手机和执法权威日益冲突。

　　分析起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与两种背景大有关系。一是社交媒体的普及，尤其是手机作为传播载体使用广泛，它具有便利拍摄、简单上传及迅速传播的特点。执法行为作为围观中常见的拍摄题材，很容易被手机拍摄，骤然形成社交媒体上的热点。

　　在执法的角度看，存在第二方面原因，那就是执法行为全方位、全天候地进入日常生活的空间，尤其是在街头与民众全面接触。在执法全面前突的情况下，执法者与执法对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暴增，一般矛盾激化为重大矛盾的概率上涨。执法覆盖面越大，类似爆点越多。

　　就像上海那样，对执法者的挑战是，要应对日益增多的街头执法活动，并且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执法活动中塑造权威。执法越是频密，维持执法权威的难度越大。街头情绪具有挑战权威的天然冲动，围观之下的执法面临失控等不确定因素，执法者的处境可想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普及化、手机大众化的今天，执法活动具有了两层指向：一是实际场景中的，一是舆论传播中的。大家在讨论“执法活动”时，往往混淆这两层含义，出现截然不同的理解与认知。执法者与社会大众各执一词，因为分裂，所以埋下冲突的隐患。

　　执法机构强调合法性，说的是实际的街头执法，但往往忽略传播层面的“执法活动”，不管是为执法辩护，还是批判它们，都不在一个频道上，误会加深，心结纠缠。以致于出现极端的主张，那就是杜绝围观拍摄，取消舆论传播对“执法活动”的再塑造，以消除负面影响。

　　这种主张逐渐放大，成为执法机构下意识的倾向。比如，一旦遇到执法过程被拍摄，就使用激烈的反制措施。有些拍摄城管执法的无辜人被打死，悲剧背后的逻辑就是如此。长此以往，执法者甚至希望密闭那些发生在公共场所的执法行为，为此不惜违法捍卫。

　　老实讲，通过排除围观者参与，来抵制手机拍摄与街头执法之间的张力，不太现实。因为手机传播的时代无法阻挡，执法不得不在民众眼皮底下进行。可行的出路很简单但是不容易办到，那就是推动规范化执法，让围观手机成为宣扬执法权威的“朋友”，而不是相反。

　　考虑到现实，执法的战线拉得很长，反求诸己，与围观手机所隐含的社会监督和平相处，对执法者素质及执法专业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坦率地说，虽然是高要求，可恰恰是中央及高层强调执法规范化的基本要求。在手机与警械、围观者与执法者之间，我们期待一种和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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