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须满足3条件 家庭年收入6-12万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因单位或研究机构的关注点不同，其给出的标准也不同。目前我国的划分标主要有国务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划分标准；国际也没有给出统一的划分标准，仅提供了可参考的标准给。按照一些划分标准显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总量不高，根据CHFS调查数据测算，我国2015年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为2.04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认定的中产者衡量标准，同时满足四项指标的群体仅占适龄人口的4.1%，即使在大都市，这一比例也仅为8.7%。

　　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社会分布，多环节入手，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瑞典和德国是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的典型例子，两个国家人群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其橄榄型分布的特征是政府在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公共投入三个环节上采取措施的结果。这种分配制度有其强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而经济整体竞争力反过来又与其创新能力、重视研发投入、一流的教育密不可分，也就是说，瑞典、德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特征与其经济内生竞争力是相辅相成的。美国中产阶级壮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个人收入占GDP的比重非常高，并且这一比例不断上升，这意味着居民部门充分地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另外美国拥有完善的福利体系、先进的科技水平、教育水平、经济结构同样有助于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

　　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完善顶层设计，多举措共同发力。

　　为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可以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消费和社会保障等环节入手，在初次分配环节，收入分配制度逐渐向劳动者倾斜，形成更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在二次分配环节，可以通过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税率和税基，可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在消费环节，可以通过影响不同收入群体的主要消费品的价格来达到变相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实际可支配收入的目的；在社会保障环节，加大财政对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的转移支付力度，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支出负担，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化，消费市场结构会调整，资本市场要扩容。

　　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消费市场的结构将面临较大程度的调整，旅游开发、娱乐用品、体育俱乐部、传媒等产业将被带动，在未来创造的产值也将迅速扩大，民营经济和服务业发展也将面临新的突破。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意味着更多的资产配置势必需要更多的投资标的，因此，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相关的各类衍生品市场都面临着扩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加使金融产品的层级更加丰富；另外，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会带来结构性产品的创新需求。

　　风险提示：经济超预期下行。

　　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划分标准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对中等收入者的定义为：是指一定时期收入保持在中等及生活较富裕、生活水平相对稳定的居民群体，主要按收入指标作为划分是否属于中等收入者的标准。而中等收入者的集合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或“中等收入人群”。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可以从事不同的行业，可以身处不同的地区，可以是不同的年龄段，但在我国居民收入坐标系中是处于中等水平的。

　　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

　　七等分/五等分收入法是国家统计局较为常用的数据分组方法，该方法是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照顺序排列，将城镇居民按照10%、10%、20%、20%、20%、10%、10%的比重划分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七等分；将农村居民按照20%、20%、20%、20%、20%划分为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高收入户五等分。该方法的特点之一是各收入群体的比重始终保持不变。

　　等分法的优点是可操作性强，简便易行，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不同收入等级居民的实际情况。但是按这种方法，中间三组之和占五个组的比例每年都是60%，这样就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确定为我国已经达到的既定状态，这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要求以及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呈“金字塔”型的分布结构有较大出入。

　　国家统计局城调课题组划分标准

　　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城调课题组进行了城市家庭收入调查，其收入界定考虑以下5方面因素：（1）以家庭年收入为计算口径；（2）收入水平不仅应高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还应高于五等分组的中间收入组；（3）参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相关发展指标，收入应达到2020年城市平均收入水平，即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家庭年收入5.4万元（以3口之家计算，下同）；（4）与国际中等收入阶层收入水平大体相当，即人均收入3000-8000美元，家庭年收入6.5-15万元；（5）考虑到2003年最高收入省份10%高收入组收入水平是最低收入省份的3倍左右，将中等收入上限调整为45万元。

　　据此，国家统计局城调课题组认为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年收入标准为6-50万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划分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将职业、收入、消费和主观认同四项指标作为中产者（视同中等收入者）的衡量标准。该课题组于2001年底在全国12个省、直辖市73个区县开展调查，并据此认为：

　　（1）从职业分布来看，15.9%的适龄人口（16－70岁）属于职业中产，即：党政官员、企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

　　（2）从收入水平来看，选取六类不同发达程度的城镇和乡村，凡月收入超过当地月收入平均值的人口均被算为收入中产，比例为24.6%。

　　（3）从消费及生活方式来看，按拥有下列四类耐用消费品的情况打分：a：彩电、冰箱、洗衣机；b：组合音响、空调、手机等家电；c：电脑、摄像机、钢琴等高档消费品；d：家用轿车。拥有一件a类或b类消费品可得1分，拥有d类消费品可得12分，6分以上算作消费中产，比例为35%。

　　（4）从主观认同来看，49%的男性和44.6%的女性认为自己属于中产，平均比例为46.8%。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调查划分标准

　　2013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调查》建议将我国中等收入标准界定在年收入6-12万元左右（相当于近10000美元—18000美元左右）。此外，家庭有一定数量的储蓄和其他货币性资产，家庭人均居住面积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0％至34%左右，家庭成员有旅游健身、观看中高档文艺演出等的愿望和经济能力，有较高的技能或谋生能力以及较高的文化水平等等。

　　国际划分标准

　　国际上对于中等收入群体也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且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都和我国有较大的区别，因此其标准仅提供一些参考。

　　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GDP起点和上限，分别为3470美元和8000美元。

　　2010年，亚洲发展银行将每天的消费支出在2至20美元（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之间的人界定为亚洲的中产阶级。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标准，因单位或研究机构的关注点不同，其给出的标准也不同，综合国内不同单位或机构的划分标准，我们认为我国整体的中等收入群体应为满足的条件为：（1）家庭收入水平适当高于平均收入水平，即家庭年收入6-12万元；（2）生活较富裕且收入水平、生活水平较稳定，即家庭恩格尔系数应在30-35%；（3）职业处于社会中等及其附近职业。另外，因地区发展水平不同，我们认为，从不同地区看，此标准应该有所不同，发达地区的标准可稍高于此标准，发展相当滞后地区可以稍低于此标准。与国际标准相比，我国整体的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标准与国际划分标准较为相似，差异性不大。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现状及发展目标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现状分析

　　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对北上广三个一线城市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北京的中间阶层规模比例大约是55%，上海大约是51%，广州大约是42.5%。其中北京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最高，年收入为256016元，其次是上海中等收入群体的年收入219770元，广州的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最低，为170037元，工资性收入也呈现相似的状况。总支出方面，北京最高，约为126012元，其次是上海，每年的支出约为115646元，而广州最低，为95213元。

　　2016年5月，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公布了一项2015年调查数据，经过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4亿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掌握的财富总量为28.3亿，赶超了美国和日本，跃居世界首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城调课题组2004年全国城市住户基本情况调查，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占城市家庭总数的5%。并预测到2010年，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的家庭将占全部城市家庭的14%，到2020年，城市中等收入的家庭将占全部城市家庭收入的45%。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认定的中产者衡量标准，同时满足四项指标的群体仅占适龄人口的4.1%，即使在大都市，这一比例也仅为8.7%。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目标

　　十八大报告将“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作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新要求，并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这个目标，不是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

　　2015年11月06日召开的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发达国家如何实现橄榄型社会分布？

　　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形，低下的生产力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形成了大量贫困人口，极少数拥有特权的上层社会成员占有大量财富，无论在人口比例还是在社会财富的拥有上均形成强烈反差，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关系紧张而尖锐对立。到了现代工业社会，在欧美发达国家，新中产阶级的壮大被称为“白领革命”，导致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呈现橄榄式的形状。社会中间层的人数大为增加，新中间阶层与工人的界限已近乎消失，形成所谓“90%属中流”的社会均质化现象。由于中间阶层人数的剧增，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总的说来趋向缓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这一部分，我们以瑞典、德国和美国为例，讨论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实现社会中间阶层的壮大的。

　　瑞典和德国：“橄榄型”社会分布的典型

　　欧洲国家普遍以国民高收入、高福利而著称，而瑞典和德国是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的典型例子，或许可以给我们些许启示和借鉴。

　　瑞典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且收入分配差距非常稳定；从1992年到2000年，其基尼系数保持在0.25左右（作为对比，同期中国均值为0.37，美国均值为0.4）；2012年，其收入最低的20%与最富20%人口的总收入占比分别为36.2%和8.7%（作为对比，2013年美国最富20%人口和最穷20%人口的总收入占比分别是46.4%和5.1%，贫富人口财富占比差距巨大）。瑞典的贫困发生率很低，贫困人口仅占3.5%；其中30%是失业者，20%是正在就学的学生，10%是养老金领取者。而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注重通过社会保障、税收调节、促进就业等措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逐渐下降到0.3左右，并且一直维持至今。

　　这两个国家都是经济发达且人群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其橄榄型分布的特征是政府在初次分配（工资决定）、二次分配（税收调节）和公共投入（教育、社保等）三个环节上采取措施的结果。这种分配制度有其强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而经济整体竞争力反过来又与其创新能力、重视研发投入、一流的教育密不可分；也就是说，瑞典、德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特征与其经济内生竞争力是相辅相成的。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我们将各国人口按收入排序，分为收入最高的10%、10%-20%、20-40%、40-60%、60-80%、80-90%、收入最低的10%七档，统计各档人口总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对比瑞典、德国、中国、美国，可见瑞典国民收入的“橄榄型”分布特征最为显著，德国次之；中美两国的“贫富不均”现象较为严重。对于瑞典和德国的成功经验，我们从收入和分配的三个环节作出了总结，在下文将展开阐述。

　　初次分配：工资水平由工会、行业协会和政府协商议价

　　瑞典、德国在交通、通讯、医疗保健、信息、环保领域都有一批在世界竞争力的企业，高科技的企业带来丰厚利润，形成了中产阶级的基础。而瑞典德国初次分配比例较为均匀的一个很大原因在于工资协商机制，工资协商机制不仅是劳工双方的博弈，而且包括了相互制衡的三方力量：即分别来自雇主、雇员方面的行业协会，以及作为仲裁方的政府管理者。在雇主和雇员协商确认工资水平以外，当发生劳动纠纷时，雇员还可以通过借助工会的力量与雇主交涉；同时在企业外部，政府、雇主协会和雇员协会共同探讨行业工资水平（以德国为例，行业整体工资是根据物价和社会发展水平，由政府、工会和行业协会三方平等协商得到每年工资的涨幅，保持与经济增长水平的一致，并控制通胀）。

　　欧洲国家的工会组织在工资议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美国的工会日渐式微；有数据显示，1983年加入工会的工人比例为23.3%，而到2012年，这一数据仅为12.5%。不同于瑞典、德国的三方协商制度，美国工会的抗议一般通过罢工这种极端形势来达成，但罢工的作用却在下降。1981年举行罢工的机场调度员全部被里根总统解雇。1992年，重型设备制造商卡特彼勒公司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但当公司威胁永不再雇佣他们时，罢工最后以失败告终。美国的工会虽然代表工人利益，却在谈判对抗中处于下风，没能拉近贫富差距。

　　再分配：通过高税收的再调节

　　发达国家主要通过个人所得税、遗产税与赠与税、暴利税、存量财产征税等手段进行调节，在调节国民收入结构过程中发挥着“限高-促中-提低”的作用；以瑞典作为典型例子说明。

　　与瑞典的高福利相对应的就是高赋税。瑞典的主要税种包括所得税、增值税、资产税和财产税、福利税、房地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遗产和赠与税采用高额累进税率。应纳税所得额在30万瑞典克朗以内税率为10%；第二个30万瑞典克朗，适用20%累进税率，最高税额9万；超出60万瑞典克朗的部分，适用30%的税率。

　　瑞典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包括对劳动所得、资本所得和经营所得三类的收入进行征税。劳动所得的范围包括工资、奖金、养老金以及交通、饮食和住房等各种形式的补贴；资本所得包括利息、股息、股票、债券和房产等各种形式的资本收益，对于资本所得，不论数量多少，一律实行30%税率；经营所得是指经营公司或企业后得到的收入，与劳动所得税率相同。除了经营公司的个人要缴纳所得税外，公司还要缴纳税率为28%的公司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3.69万瑞典克朗，分为地方所得税和国家所得税。地税税率因地而异（约为29%-34%，2001年均值为31.5%），凡年应税所得超过29.2万瑞典克朗，对超出部分再增收国家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年应税所得超过44. 1万瑞典克朗，就超出部分再额外缴纳5%的国家个人所得税。2011年，瑞典公共部门税收收入占GDP的26.5%，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瑞典、英国和意大利，都是社会福利较高的欧洲国家；与之对应，中国和美国当年分别只有10.4%和9.6%。

　　转移支付：社会保障、教育公平等投入创设公平环境

　　加强财富转移支付,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巩固中等收入群体的持久性。在征收税费的基础上，瑞典、德国等国家也灵活的通过转移支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瑞典中央政府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补给地方政府适当的财力，在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瑞典2005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53. 6%，而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就业、家庭与儿童、教育、社会救助等就占到当年中央政府支出的34%，相当于当年GDP的18. 2%；各级政府当年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占到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36%。高比例的转移支付为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教育和社保是再分配的重要部分，教育的投入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人力基础，社保则保障了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利。作为横向对比，中国的社保和教育公共支出比重远低于各发达国家，尚需继续努力。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在于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教育不公乃是一国最大的不公”。瑞典的教育十分发达，早在1972年已开始实施9年制义务教育，中小学、直到大学都不收费，最大限度保证教育机会的均等；OECD《2013年教育展望》报告统计，瑞典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为35%。2011年，瑞典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比重达到7.7%，远超其他国家。

　　而在社会保障方面，作为典型的欧洲高福利国家，瑞典的高福利表现在养老、医疗、居住、子女抚养方方面面，保障措施名目多，覆盖范围广。2013年瑞典一般政府支出中社会保障基金支出达2940亿瑞典克朗，占瑞典中央政府支出的25%。与之对比，美国的社保模式是“自保公助”，不同于瑞典的“福利国家”，其制度设计强调效率，保障水平低，享受条件苛刻。医疗方面，美国公共医疗保证只提供给老年人和极端贫困者，体现了其社保制度的“补缺性”。养老方面，美国除了要求受益者的最低退休年龄，还要求受益人缴纳社保满10年，而瑞典仅需要居住满3年。双方对社保定位的不同造成了收入分配差异的不同。

　　一味追求高福利的社会模式也有弊端。在欧债危机中，社会保障待遇刚性化，欧洲各国居高不下的保障需求和支出规模进一步加剧了债务危机。从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来看，欧洲社会保障支出占比约为50%-60％，远高于美、日等国家。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来看，在危机爆发前，欧元区国家这一比例维持在27.5％左右，危机爆发后上升至30.5％。

　　但仔细研究可以发现，高福利并不是一定会导致债务危机。制度设计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会造成超过财政承受能力的债务负担，这方面瑞典和德国仍然做的更好，这与其在危机前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无关系。以德国为例，为解决此前慷慨福利、过度劳动力市场保护带来的问题，并积极应对全球化、老龄化的冲击，德国在科尔、施罗德和默克尔主政期间连续实施了社会保障改革。在养老领域，通过提高退休年龄、调整养老金水平、引入“部分退休选择权”、鼓励退休者参加部分时间工作等方式，减轻财政负担，控制公共债务；在医疗领域，通过允许投保人自由选择医保机构以促进竞争，提高医疗服务效率，稳定医保缴费率，并遏制医疗费用的上涨。通过改革，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弥补了原有缺陷，平衡了社会保障收支，进一步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并为抵御危机打下良好基础。

　　美国：“第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的历史经验

　　中产阶级：随时代的发展而壮大

　　美国：“第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在近代欧洲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贯穿历史，而中产阶级是一个为数不多又作用不多的社会阶层。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中产阶级却始终都是一个在人数构成和社会影响上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阶层。美国从建国之日起，其社会结构就已呈现出中间大而两端小的橄榄形态，中产阶级在社会构成中明显地占据多数，所以，有的学者把美国称之为世界上“第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中产阶级的涵盖面越来越广。

　　（1）经典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主要是以手工艺人和商人为主。随着19世纪美国工业化的推进，小企业主、零售商人和小资产者逐渐进入中产阶级范畴，并在中产阶级构成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

　　（2）进入20世纪，随着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演进，社会分工日益专门化和复杂化，由白领雇员组成的“新式中产阶级”崛起，中产阶级进而囊括了办公室的、技术性和管理型的白领，也包括企业家和零售商人。

　　（3）二战之后，随着美国经济在全球扩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美国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干预增强，福利国家制度也随之建立并得以不断发展。在国家福利体系之下，传统的上流阶层与贫穷阶层的相对缩小，大多数人的财富分布在一个较窄的区间上。到20世纪后期，美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已占到美国人口总数的70%～80%左右，美国成为不折不扣的橄榄型社会。

　　中产阶级发展的首要原因随时代而变迁。哪些因素导致美国中产阶级能够随着经济进步而持续发展和壮大？显然，在不同的时代，首要的因素是不同的。

　　19世纪的中产阶级主要由有产者组成。在城镇，工业化的浪潮既塑造出工人阶级，也随之诞生了第一批小企业主；在乡间，私人农庄也越来越像企业，农场主像真正的企业家一样，试图把握市场，计划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并参与农产品投机。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新式中产阶级诞生。随着国内铁路建设的突飞猛进，美国统一的国内市场成型。由于国内市场的整合，小企业主的数据迅速减少。有资料称“全美小企业主人数从19世纪初期占所有从事职业的人的4/5降至1870年的1/3，到1940年，仅剩1/5。到1930年，美国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社会。1900年到1930年，公司经营业务的现象已开始遍及全国范围的市场。”虽然小企业主的资产被兼并，但恰恰是这些人形成了“新式中产阶级”，即不是以对资产的占有，而是依靠薪水生活、以知识与技术提供服务的白领阶级。

　　战后专业人员成为中产阶级的核心群体。二战之后，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美国的经济繁荣，社会对专业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中产阶级进而涵盖了由战后技术革命所造就的大批科技和管理人员、由高等教育普及所产生的大批具有高学历的白领雇员、由战后福利社会政策推行而直接受益并使其经济地位得以提升的一部分蓝领雇员，以及伴随战后美国政府规模扩大和权力增多而兴起的庞大的官僚集团等多个新兴群体。

　　初次分配：美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较高

　　从宏观数据的角度分析，中产阶级壮大的表现在于，（1）个人收入占GDP的比例较高；（2）个人收入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也高；（3）劳动者报酬以外的个人收入分布多样化。首先，从1960年到2015年，美国国民个人收入占比GDP稳中有升，从1960年的78.5%升至2015年的85.9%，可支配收入从69.9%升至74.9%。个人收入占比高，且在不断上升，意味着居民部门充分地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成果；

　　其次，个人收入中的主要部分，即劳动者报酬一项，占GDP比重也较高，在2015年达54.1%。这意味着每1美元的GDP形成，就有0.541美元以工资的形式发给劳动者。劳动者报酬项下除了工资性收入以外（43.9%），还包括公司代缴的养老保险（7.1%）和社会保险（3.2%）。

　　第三，个人资产收入也占了个人收入的近四成，其中包括所有权收入、租金收入和财产收入，2015年三者分别占GDP的7.8%、3.7%和12.0%。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由失业等因素导致收入降低的风险。

　　二次分配：完善的福利体系同样有助于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

　　如果说高劳动者报酬占比意味着美国在总量分配上倾向于劳动者，那么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则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消弭，社保福利将一部分蓝领工人拉入中产阶级的范围中，同时社会相对平等也有助于中产阶级的总体发展。美国社保体系的发展同样是经过了上百年的历程，在一些文献中，学者把美国社保体系的演进划归为六个阶段，即（1）19世纪90年代以前的萌芽期阶段，当时社会保障主要由教会、私人和地方政府承担有限的责任，联邦政府只负责退伍军人的福利；（2）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各州开始建立各自的社保体系，联邦政府在妇女和儿童的福利制度方面有所突破；（3）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大萧条席卷全国，罗斯福新政期间签署的社会保障法案，奠定了美国社保体系的基本框架，以及联邦政府在其中的职责；（4）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战后美国经济空前发展，社保覆盖范围和福利水平快速扩张；（5）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推行供给侧改革并精简政府开支，联邦社保发展趋缓，更加强调个人责任和工作优先；（6）2008年以后，奥巴马推出全民医疗保险改革，试图重塑美国社保体系，但由此引发巨大争论直至今日。

　　简单归纳，在里根政府上台之前，美国社保体系持续发展，覆盖范围由小变大，福利水平有低至高，主要职能机构从私人和地方政府向联邦政府转移；里根政府之后，社保体系的扩张则趋缓，直到奥巴马政府上台，社保体系再度强化。

　　从宏观数据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一变化。个人收入分项下，社会保险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的2.2%升至1980年的4.3%，随后社保占比出现下滑，直至最近又重新上升至2015年的4.9%。医疗保险和公共医疗补助占比则从1960年的0.0%逐年增长，分别升至2015年的3.5%和3.0%。

　　科技进步、教育发展、经济结构演进助推战后中产阶级不断扩张

　　二战后，中产阶级之后专业人士占比越来越大，这是多方面原因的综合结果。第一，二战本身催生大量崭新的科学技术，战后各类科技开始向民用普及。科技发展导致人力资源的重要程度大大增加，掌握先进技术的各类专家进入各行各业，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获取较高报酬；第二，战后美国蓬勃的国内市场对专业人士的需要，导致大学教育的高速发展，同时美国充足的学术资源使一大批高校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向市场供给足够的人才，也带动科技持续进步，领先全球；第三，美国经济结构也在不断演进，大批量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或外包至海外，使专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收入不平等或在未来蚕食中产阶级的基础

　　近几十年来，美国同样没有避免财富不断向最高阶层集中的趋势。一些声音指出，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不平等开始加剧。而从住户调查数据中看，收入逐渐集中是近几十年的大趋势。从1967年到2014年，美国最富有5%的住户收入占所有住户收入总和之比，从17.2%波动上升至21.9%，最富有的20%住户收入占比则从43.6%升至51.2%。而最贫穷的20%家庭收入占比从4.0%降至3.1%。因此，由此推算出的基尼系数也从1967年的0.40升至2014年的0.48。虽然总体来看，美国收入集中和基尼系数上升的速度并不算快，但在当前基数下，不平等的继续加剧终将蚕食中产阶级的基础。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措施与对策

　　我们认为可以在初次分配、二次分配、消费环节和社会保障环节4个层次上做工作来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具体如下：

　　（1）在初次分配环节，收入分配制度逐渐向劳动者倾斜，形成更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制度。由于资本的拥有者大多是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通过劳动报酬来获得收入，以达到提高高技术人员、专业人才、管理人员等中等收入群体的薪酬的目的。建立更加完善的劳动者保护法律和制度，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在二次分配环节，提高高收入群体税率，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税率；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税基，比如，将房地产按揭贷款利息、家庭生活支出等费用纳入所得税抵扣范围，实施按照家庭申报所得税制度等。通过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税率和税基，可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

　　（3）在消费环节，通过消费税、增加值等税收环节提高奢侈品税率，降低中高价位消费品和服务税率，通过影响不同收入群体的主要消费品的价格来达到变相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实际可支配收入的目的。

　　（4）在社会保障环节，加大财政对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的转移支付力度，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支出负担，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后，对消费市场的影响

　　本质上，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居民消费按用途分，可分为食品、衣着、居住（包括自有住房服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实物消费（耐用和非耐用物品）、旅游及相关产品消费、银行中介服务、保险服务、其他金融投资产品的服务等。显而易见的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将对消费总量、消费形式以及消费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

　　罗斯托将经济的成长阶段划分为六个层级，最后一个阶段即是“高额消费时代”。不过，消费总体水平向“高额消费时代”跨进还需要一定的条件。“高额消费时代”是代表一个社会在消费生态与技术环境上达到成熟和实际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可能选择的发展方向。消费的生态与技术环境通常包含了四个方面：就业结构向非农业转移、教育水平的提升、城市化速度加快、交通通讯设施的普及。目前我国在消费的生态与技术环境建设上已有较好的基础。不过还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在向成熟推进时人均收入将会增加，人均消费通常也会增加，可是消费生态环境上的成熟和任何特定的人均消费水平之间，显然并没有固定的联系，这之中的可变因素主要取决于社会人口和资源的对比关系，以及这个经济体分配收入的政策。我国未来在收入分配政策上的改革逐步推进之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将是可以预见的方向。

　　一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同时伴随着收入分配政策向居民部门的倾斜，不仅带来居民部门收入的增加，而且使业余时间更加充裕。业余时间的增加，加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健全、家庭汽车的普及，也会显著带动旅游开发、社交类产品、娱乐用品、传媒产业的兴旺。根据韩国和台湾经验，经济转型伴随着管制放松，管制放松带来两方面的机遇：其一，传媒业和娱乐业将直接受益；其二，民营经济和服务业发展将面临突破。

　　居民部门在娱乐传媒方向上的支出增加，一方面说明潜在的精神需求已经充分存在；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产业格局的变化。作为消费进阶的方向，如旅游资本、娱乐产业、体育俱乐部，甚至包括高尔夫等，这些产业未来创出的产值也将迅速扩大。

　　从具体的产业机会来看，我们选择了几个大的方向来分析：

　　文化娱乐：影视等传统娱乐方式已不足以满足需求，人们将用自己的闲暇时间获取更丰富多元的精神体验。文化娱乐产业大众可参与性强，创意设计领域以及娱乐传媒的创作领域也可能面临去“专业化”的趋势。

　　体育：随着运动人群的增加，运动频率的上升，运动技能的提高，除了场馆、设备等基础设施需要增加，运动赛事也将更深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教育：教育在技术层面将取得更大的进步，数字化训练使得各领域精细化的教育更为普及。

　　旅游：国内游、出境游的人流数量，以及人均消费量都将发生较大的提升。

　　环保：人们会更愿意选择环保低碳的生活，对材料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保温性能更佳的建筑材料、可回收再利用的低值易耗类产品，节能的产品。人们也将更多地选择公共空间进行储存，选择租用各类便利性交通工具与设施，因此对公共设施建设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此外，从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未来仍难以摆脱老龄化的演变趋势。“银发产业”未来也将面临大的发展机遇。老龄产业的市场刚性有效需求主要有：保健、医药、电子、助行、康复、护理器材、丧葬等领域。此外，老龄服务中的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以及居家服务机构；老龄金融中的保险、理财和长期债券等领域也将获得大的发展机遇。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后，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更多的资产配置势必需要更多的投资标的，因此，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相关的各类衍生品市场都面临着扩容。

　　就金融服务产品的未来发展而言，我们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分析其未来的发展方向。需求层面，居民收入的提升，必然是伴随着资产的保值增值，对金融产品需求增大，主要分为保障性需求和投资增值性需求。供给层面，则会因金融服务需求的增加而令金融产品的层级更加丰富。

　　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都会带来结构性产品的创新需求，这也就同时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具有更好风险控制能力、投研经验丰富，以及具备更良好的销售渠道的资产管理会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我国金融机构的环境也会和过去发生较大的变化——业务链条更丰富、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金融机构也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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