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还记得今年2月的这桩热新闻吗：复旦大学公布一项研究显示，儿童时期抗生素暴露可能是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之一。一时之间，似乎人人谈抗生素色变。
还记得今年2月的这桩热新闻吗：复旦大学公布一项研究显示，儿童时期抗生素暴露可能是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之一。一时之间，似乎人人谈抗生素色变。
作为生活中最密切接触的药品之一，抗生素究竟是敌是友？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盘尼西林记者采访时，高宁对于这样的状况表示了些许无奈，“很多孩子的家长会到处打听，想尽一切办法，找渠道向医生咨询：抗生素副作用到底大不大？医院主治医生开具的处方合理吗，你再帮我核实下？要是症状减轻了，可以停掉吗？”
显然，从一个医务工作者角度看来，这并不是个理想状态。事实上，高宁和所有医生一样，清楚了解并认可抗生素的价值及其对生物史乃至人类历史的意义。
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盘尼西林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每只商品肉鸡委托养殖费用仍保持相对稳定状态，每只2.49元，与2012年的每只2.58元相比，基本保持不变。
温氏集团副总裁黄松德告诉《21CBR》记者：“大部分使用的药物，都是自己公司研制生产的，剩余需要采购的部分也是确定药厂和供应商，统一集中采购。”
针对国内养殖业普遍存在的抗生素滥用情况，黄松德强调，源头在于选种，“我们挑选的是抗病能力强的种苗，很多品种都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我们是以防疫为主。”以肉鸡饲养为例，通常每只肉鸡用药成本为1元，而温氏仅需要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用药量。
中国食品安全与公众感受有差别
同所有食品添加剂所引发的安全问题一样，抗生素在养殖业的使用，强调的也是合理合规。
复旦课题组的负责人不愿多提此次研究，也不希望引起无谓的社会恐慌，“科研上的‘有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关系’。”实验室相关人士向记者强调。
施祖灏是国家轻工业食品质量监督检测站南京站的技术负责人，多年从事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检测，对于复旦课题组的检测结果表示十分吃惊，“一般在畜禽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但使用过药物不代表畜禽体内一定存在残留或者被检测出。药物的体内代谢和残留消除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多药物会被很快代谢，代谢之后还能被检出的可能性很低。”
“实际工作中，采用最灵敏的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进行检测分析，检出率通常也只是个位数。至于儿童通过肉类食物摄入兽药残留，然后还能从尿液中被检测出来，而且接近于60%的检出率，我觉得基本不可能。”他猜测，“可能是受试儿童生病服用了抗生素药物。”施祖灏说。
施祖灏坦言，中国的食品安全与公众感受有一些差别，以激素鸡为例，“其实根本就是误解，肉鸡本身生长速度就很快，加激素反而会引起大量死亡或发病。媒体当时所指的激素，是指抗炎作用的地塞米松，而不是催熟激素，而那些用于植物的生长调节剂和动物生长激素根本是两回事。”
值得庆幸的是，近几年国家食品抽检的批次在提高，不合格率在下降。“政府目前的抽检比例其实很高，个别省份的抽检率已经做到了每千人四批次，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省有2000万人的话，一年就有8万批次的食品安全抽检。如此高的抽检频率下，不合格率大致在3.7%左右，总体达到了安全指标。而且大部分是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超标，真正涉及抗生素超标这样的食品安全级别的情况并不多。”施祖灏说。
尽管情况有所改善，施祖灏依旧强调：“抗生素残留与激素、瘦肉精等禁用药物残留不一样，其对人最主要的危害还是体现在诱导细菌产生的耐药性上。这种耐药性不是人或者畜个体对药物的耐药，而是细菌针对药物的敏感性降低。或许你从来没有感染过，但却发现已经对抗生素无效了，若是人畜共用抗生素还会加快耐药性的产生。”
事实上，从国家层面制定的标准和规范来看，中国基本与欧美国家的标准相同，甚至更严格，比如在美国允许使用的莱克多巴胺（瘦肉精中的一种）在中国就是被禁用的。
这样的差别背后，是养殖产业结构之间的不同。美国的整体养殖业态是规模化的大型养殖厂、农场，可以集中控制药物的使用量。但中国目前存在大量散养户和中小型养殖企业，控制起来很难。
若想改变现状，就要不断提高中国规模化饲养水平，减少散养。在养殖业，牲畜出栏前，通常会有5-7天不等的停药期，就是让其体内的药物残留代谢完全，但停药期能否被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养殖户或企业的饲养管理水平。
温氏集团副总畜牧师谭会泽博士介绍，集团所选用的抗生素严格按照国家的公示清单，同时也会跟合作养户反复强调，出栏前要使用空白料7-10天。
针对养殖过程有无使用违禁药物、鸡肉有无药物残留等问题，温氏集团有一套完善的监管方法，技术中心的每位技术人员管理30位农户。从去年开始，每个合作养户的每批肉鸡上市前，都必须抽查2-3只鸡，检测其肝脏和肌肉里的药物残留量，而这项检测费用每年要花4000多万元。
至于抗生素生产、养殖过程中残留或者排泄的抗生素治理，则是另一个严肃又复杂的话题。“分解或者中和环境中抗生素的方法本身是否有效、环保、经济，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还有很多需要商榷的地方。”一位从事抗生素水解酶销售的环境人员表示，“不要想着污染后来解决，成本太过昂贵。”
作为生活中最密切接触的药品之一，抗生素究竟是敌是友？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盘尼西林记者采访时，高宁对于这样的状况表示了些许无奈，“很多孩子的家长会到处打听，想尽一切办法，找渠道向医生咨询：抗生素副作用到底大不大？医院主治医生开具的处方合理吗，你再帮我核实下？要是症状减轻了，可以停掉吗？”
显然，从一个医务工作者角度看来，这并不是个理想状态。事实上，高宁和所有医生一样，清楚了解并认可抗生素的价值及其对生物史乃至人类历史的意义。
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盘尼西林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每只商品肉鸡委托养殖费用仍保持相对稳定状态，每只2.49元，与2012年的每只2.58元相比，基本保持不变。
温氏集团副总裁黄松德告诉《21CBR》记者：“大部分使用的药物，都是自己公司研制生产的，剩余需要采购的部分也是确定药厂和供应商，统一集中采购。”
针对国内养殖业普遍存在的抗生素滥用情况，黄松德强调，源头在于选种，“我们挑选的是抗病能力强的种苗，很多品种都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我们是以防疫为主。”以肉鸡饲养为例，通常每只肉鸡用药成本为1元，而温氏仅需要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用药量。
中国食品安全与公众感受有差别
同所有食品添加剂所引发的安全问题一样，抗生素在养殖业的使用，强调的也是合理合规。
复旦课题组的负责人不愿多提此次研究，也不希望引起无谓的社会恐慌，“科研上的‘有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关系’。”实验室相关人士向记者强调。
施祖灏是国家轻工业食品质量监督检测站南京站的技术负责人，多年从事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检测，对于复旦课题组的检测结果表示十分吃惊，“一般在畜禽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但使用过药物不代表畜禽体内一定存在残留或者被检测出。药物的体内代谢和残留消除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多药物会被很快代谢，代谢之后还能被检出的可能性很低。”
“实际工作中，采用最灵敏的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进行检测分析，检出率通常也只是个位数。至于儿童通过肉类食物摄入兽药残留，然后还能从尿液中被检测出来，而且接近于60%的检出率，我觉得基本不可能。”他猜测，“可能是受试儿童生病服用了抗生素药物。”施祖灏说。
施祖灏坦言，中国的食品安全与公众感受有一些差别，以激素鸡为例，“其实根本就是误解，肉鸡本身生长速度就很快，加激素反而会引起大量死亡或发病。媒体当时所指的激素，是指抗炎作用的地塞米松，而不是催熟激素，而那些用于植物的生长调节剂和动物生长激素根本是两回事。”
值得庆幸的是，近几年国家食品抽检的批次在提高，不合格率在下降。“政府目前的抽检比例其实很高，个别省份的抽检率已经做到了每千人四批次，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省有2000万人的话，一年就有8万批次的食品安全抽检。如此高的抽检频率下，不合格率大致在3.7%左右，总体达到了安全指标。而且大部分是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超标，真正涉及抗生素超标这样的食品安全级别的情况并不多。”施祖灏说。
尽管情况有所改善，施祖灏依旧强调：“抗生素残留与激素、瘦肉精等禁用药物残留不一样，其对人最主要的危害还是体现在诱导细菌产生的耐药性上。这种耐药性不是人或者畜个体对药物的耐药，而是细菌针对药物的敏感性降低。或许你从来没有感染过，但却发现已经对抗生素无效了，若是人畜共用抗生素还会加快耐药性的产生。”
事实上，从国家层面制定的标准和规范来看，中国基本与欧美国家的标准相同，甚至更严格，比如在美国允许使用的莱克多巴胺（瘦肉精中的一种）在中国就是被禁用的。
这样的差别背后，是养殖产业结构之间的不同。美国的整体养殖业态是规模化的大型养殖厂、农场，可以集中控制药物的使用量。但中国目前存在大量散养户和中小型养殖企业，控制起来很难。
若想改变现状，就要不断提高中国规模化饲养水平，减少散养。在养殖业，牲畜出栏前，通常会有5-7天不等的停药期，就是让其体内的药物残留代谢完全，但停药期能否被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养殖户或企业的饲养管理水平。
温氏集团副总畜牧师谭会泽博士介绍，集团所选用的抗生素严格按照国家的公示清单，同时也会跟合作养户反复强调，出栏前要使用空白料7-10天。
针对养殖过程有无使用违禁药物、鸡肉有无药物残留等问题，温氏集团有一套完善的监管方法，技术中心的每位技术人员管理30位农户。从去年开始，每个合作养户的每批肉鸡上市前，都必须抽查2-3只鸡，检测其肝脏和肌肉里的药物残留量，而这项检测费用每年要花4000多万元。
至于抗生素生产、养殖过程中残留或者排泄的抗生素治理，则是另一个严肃又复杂的话题。“分解或者中和环境中抗生素的方法本身是否有效、环保、经济，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还有很多需要商榷的地方。”一位从事抗生素水解酶销售的环境人员表示，“不要想着污染后来解决，成本太过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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