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目前我国的内外需都还没能激发起来，通胀自然也就不会严重，这可能低估了边际变化的威力。从总体上看，我国的需求的确仍然偏弱，供过于求的格局还没有改变，但在边际上，供求的力量正在改变。
目前我国的内外需都还没能激发起来，通胀自然也就不会严重，这可能低估了边际变化的威力。从总体上看，我国的需求的确仍然偏弱，供过于求的格局还没有改变，但在边际上，供求的力量正在改变。
近一段时间，蔬菜、猪肉等食品类的价格快速上涨。不少经济观察人士都说，这只是季节性的和周期性的，长期通货膨胀无虞。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要知道，在“资产配置荒”之下，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资金是很有可能进入消费品领域进而推高通货膨胀的。
这些观察人士的依据是3月的CPI数据。3月猪肉价格同比上涨28.4%，鲜菜价格同比上涨35.8%，食品类总体上涨6%，但非食品类同比上涨1.8%，CPI同比上涨2.3%。确实，3月的总体CPI并不高，然而，以笔者对CPI统计过程的了解，这种看法可能低估了通货膨胀的“真实”水平。在统计CPI时，统计局往往是在年初确定每一类商品采集哪一种商品的价格，比如猪肉价格采集猪后座、猪五花的价格，手机采集华为Mate7的价格，确定之后则采集一年。敏锐的读者可以发现，只有食品类的商品价格是最“真实”的，今年的猪肉和去年的猪肉完全同质可比；但其他种类的商品，以手机为例，虽然华为Mate7的价格在一年里都是下降的，但华为会推出Mate8，借换品牌之际调整价格，而非直接上调Mate7的价格，但除非华为Mate7手机完全下市，否则统计局一般不会更换价格样本。因此，在价格上升的过程中，CPI往往首先反映食品价格的上涨，而滞后反映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这个过程并非统计局有意控制CPI的水平，而是统计方法中必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允许随意调整样本，CPI的历史可比性和全国数据的统一性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还有一些经济观察人士认为，目前我国的内外需都还没能激发起来，通胀自然也就不会严重，这可能低估了边际变化的威力。从总体上看，我国的需求的确仍然偏弱，供过于求的格局还没有改变，但在边际上，供求的力量正在改变。从需求角度看，一方面财政政策在加码，4月14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今年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扩大财政赤字；另一方面，各地在楼市去库存的旗号下再次掀起房地产建设的热潮，纷纷推出了减少建设用地、限制居民自建住房、刺激农村居民购房等政策。从供给侧来看，一方面，地方政府支持产能过剩行业的热情正在减退，产能过剩行业从曾经的利税大户变成现在的亏空大户，地方财政不仅得不到收益，反而在债务负担日趋沉重的情况下还得向亏损企业输血；另一方面，在市场的调节下，产能过剩严重的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已逐渐开始“真正”的去产能过程，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减员增效便是明证。供求在边际上的变化，必定会导致价格的剧烈变化。最近一段时间，黑色金属期货，如螺纹钢、铁矿石、焦煤、焦炭价格快速上涨且大幅震荡，不就是边际变化的例子吗？
回顾世界经济史，经常发生“通胀——预期——涨工资——通胀”的螺旋式通货膨胀，其中关键一环就是预期。自前年开始，我国央行开始不断释放流动性，与此同时京沪穗深等一线大城市的房价大幅上涨，经济观察人士试图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但不管有多少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居民对央行释放流动性可能导致通胀的恐惧是推动房价上涨的一个重要理由。正如前文所说，本轮价格上涨主要推力是蔬菜和猪肉，此外还有房租，这几项都是生活必需品，居民的切身感受最深刻，最容易引发通胀向收入蔓延。虽然我国劳动力供给由于去产能过程而变得充裕，但工资的刚性和黏性依然是存在的，劳动力成本很有可能在生活压力和预期的作用下高企，最终再推动服务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上涨。由此，可以说，在大概率下，我国居民已经形成通胀预期。
基于以上的判断，笔者对今年后三个季度的通胀估计可能不如很多经济观察人士那么乐观，对未来的经济政策判断也就有些差异。
首先，货币政策的空间可能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由于经济不断下行，过去两年，央行在事实上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本轮通胀抬头，可以看成是之前货币政策的结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随着通胀的压力上升，央行可能不得不把注意力从促增长转向遏通胀。如果央行政策转向，加之频繁的信用违约带来的脉冲式流动性冲击，利率就很有可能偏离政策制定者维持低位的政策设想，债券长达两年多的史无前例的牛市可能会因此被打断。
其次，人民币流向境外的压力可能会增大。目前，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在不断降低，多数经济界人士认为，今年上半年美联储不会加息，下半年最多加息一次，因此，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在减小，但通胀可能会改变局面。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抬头，人们持有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在不断降低，持有现金的收益率更是变为负值；另一方面，“资产荒”的局面却没有根本改变，相继出现的信用违约让投资者可供考虑的投资项目变得更少。因此，投资者更有冲动将资金转移至国际市场寻找投资机会。央行就不得不在稳增长、控通胀和调汇率之间艰难平衡。
最后，可能发生“挤出效应”，资金可能会进入商品领域。政府投资导致利率升高，对利率更为敏感的私人投资因此会减少，由此形成“挤出效应”。当前，公共投资虽然没有太高利率，但造成的通胀和通胀预期已减少了私人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今年1月至3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7%，增速比1、2月回落1.2个百分点，可能就是受通胀和通胀预期的影响。此外，通胀预期还会导致价格信号在长周期内失灵，私人的投资行为会更趋向短期化，在商品投机中寻找获利机会，造成商品价格在短期内的大幅波动。
近一段时间，蔬菜、猪肉等食品类的价格快速上涨。不少经济观察人士都说，这只是季节性的和周期性的，长期通货膨胀无虞。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要知道，在“资产配置荒”之下，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资金是很有可能进入消费品领域进而推高通货膨胀的。
这些观察人士的依据是3月的CPI数据。3月猪肉价格同比上涨28.4%，鲜菜价格同比上涨35.8%，食品类总体上涨6%，但非食品类同比上涨1.8%，CPI同比上涨2.3%。确实，3月的总体CPI并不高，然而，以笔者对CPI统计过程的了解，这种看法可能低估了通货膨胀的“真实”水平。在统计CPI时，统计局往往是在年初确定每一类商品采集哪一种商品的价格，比如猪肉价格采集猪后座、猪五花的价格，手机采集华为Mate7的价格，确定之后则采集一年。敏锐的读者可以发现，只有食品类的商品价格是最“真实”的，今年的猪肉和去年的猪肉完全同质可比；但其他种类的商品，以手机为例，虽然华为Mate7的价格在一年里都是下降的，但华为会推出Mate8，借换品牌之际调整价格，而非直接上调Mate7的价格，但除非华为Mate7手机完全下市，否则统计局一般不会更换价格样本。因此，在价格上升的过程中，CPI往往首先反映食品价格的上涨，而滞后反映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这个过程并非统计局有意控制CPI的水平，而是统计方法中必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允许随意调整样本，CPI的历史可比性和全国数据的统一性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还有一些经济观察人士认为，目前我国的内外需都还没能激发起来，通胀自然也就不会严重，这可能低估了边际变化的威力。从总体上看，我国的需求的确仍然偏弱，供过于求的格局还没有改变，但在边际上，供求的力量正在改变。从需求角度看，一方面财政政策在加码，4月14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今年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扩大财政赤字；另一方面，各地在楼市去库存的旗号下再次掀起房地产建设的热潮，纷纷推出了减少建设用地、限制居民自建住房、刺激农村居民购房等政策。从供给侧来看，一方面，地方政府支持产能过剩行业的热情正在减退，产能过剩行业从曾经的利税大户变成现在的亏空大户，地方财政不仅得不到收益，反而在债务负担日趋沉重的情况下还得向亏损企业输血；另一方面，在市场的调节下，产能过剩严重的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已逐渐开始“真正”的去产能过程，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减员增效便是明证。供求在边际上的变化，必定会导致价格的剧烈变化。最近一段时间，黑色金属期货，如螺纹钢、铁矿石、焦煤、焦炭价格快速上涨且大幅震荡，不就是边际变化的例子吗？
回顾世界经济史，经常发生“通胀——预期——涨工资——通胀”的螺旋式通货膨胀，其中关键一环就是预期。自前年开始，我国央行开始不断释放流动性，与此同时京沪穗深等一线大城市的房价大幅上涨，经济观察人士试图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但不管有多少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居民对央行释放流动性可能导致通胀的恐惧是推动房价上涨的一个重要理由。正如前文所说，本轮价格上涨主要推力是蔬菜和猪肉，此外还有房租，这几项都是生活必需品，居民的切身感受最深刻，最容易引发通胀向收入蔓延。虽然我国劳动力供给由于去产能过程而变得充裕，但工资的刚性和黏性依然是存在的，劳动力成本很有可能在生活压力和预期的作用下高企，最终再推动服务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上涨。由此，可以说，在大概率下，我国居民已经形成通胀预期。
基于以上的判断，笔者对今年后三个季度的通胀估计可能不如很多经济观察人士那么乐观，对未来的经济政策判断也就有些差异。
首先，货币政策的空间可能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由于经济不断下行，过去两年，央行在事实上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本轮通胀抬头，可以看成是之前货币政策的结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随着通胀的压力上升，央行可能不得不把注意力从促增长转向遏通胀。如果央行政策转向，加之频繁的信用违约带来的脉冲式流动性冲击，利率就很有可能偏离政策制定者维持低位的政策设想，债券长达两年多的史无前例的牛市可能会因此被打断。
其次，人民币流向境外的压力可能会增大。目前，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在不断降低，多数经济界人士认为，今年上半年美联储不会加息，下半年最多加息一次，因此，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在减小，但通胀可能会改变局面。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抬头，人们持有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在不断降低，持有现金的收益率更是变为负值；另一方面，“资产荒”的局面却没有根本改变，相继出现的信用违约让投资者可供考虑的投资项目变得更少。因此，投资者更有冲动将资金转移至国际市场寻找投资机会。央行就不得不在稳增长、控通胀和调汇率之间艰难平衡。
最后，可能发生“挤出效应”，资金可能会进入商品领域。政府投资导致利率升高，对利率更为敏感的私人投资因此会减少，由此形成“挤出效应”。当前，公共投资虽然没有太高利率，但造成的通胀和通胀预期已减少了私人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今年1月至3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7%，增速比1、2月回落1.2个百分点，可能就是受通胀和通胀预期的影响。此外，通胀预期还会导致价格信号在长周期内失灵，私人的投资行为会更趋向短期化，在商品投机中寻找获利机会，造成商品价格在短期内的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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