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导致尼日利亚经济变差？有人喊“还我腐败”

　　据FT中文网一篇文章说，最近在尼日利亚流行“还我腐败”标签。有人说：“有腐败的时候一袋纯净水要80奈拉。没有腐败的时候一袋纯净水要150奈拉#还我腐败#”。就连底层老百姓，“都指责都指责布哈里的反腐斗争导致了他们的困境”。

　　为什么反腐反倒导致尼日利亚经济变差？有人分析说是因为油价下跌，而非反腐导致。但是，油价下跌能导致尼日利亚纯净水大涨吗？对这个非洲国家，我了解不多。但这篇文章透露的另一个信息很重要：“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该国200万桶原油的日产量控制在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NPC)的手中。”而与此同时，“在石油资源丰富的尼日利亚，大多人还用不上电。”

　　这或许是反腐引发怨言的原因之一。在国有企业主导的尼日利亚，反腐的另一面就是国家控制的加强。这篇文章说：“（腐败者）能为你搞到任何东西，从经营许可到石油区块——只要你出合适的价钱。”是的，腐败是令人愤慨的。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凭借权力就平白地拿钱？不公平！但是，想一想，这些腐败官员掌握了权力，确实不公平，但如果老百姓连想买一点“公平”都买不到，岂不是更令人绝望？

　　还尼日利亚人腐败，就能让尼日利亚经济变好吗？尼日利亚老百姓对反腐的怨言，其实是间接地对权力的怨言。就算还尼日利亚腐败，那也只是让国家对资源的控制留出那么一点点缝隙，体制成本仍然很高，不是改变尼日利亚困境的根本之道。

　　中国有一个反腐引起大量怨言的皇帝——雍正。但是近些年，对雍正的评价逐渐变高，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人们对他的反腐充满好感。早先清史学界就有不少学者说雍正对“康乾盛世”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认为雍正整顿吏治为乾隆盛世准备了条件。但雍正反腐的另一面是“以严为治”。吕留良等人的文字狱就不提了，在经济上，雍正也是严治。

　　比如，广东官员奏请招商开矿，雍正说：“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察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雍正愿意老百姓散居田亩，反对发展可能影响稳定的矿业，追求的是控制，而非发展，这当然不利于经济。

　　又比如雍正的“士绅一体纳粮当差”，似乎给了老百姓公平，但其实却让老百姓少了一个逃离重负的孔道。因为过去老百姓还可以把田亩挂在士绅名下，以求少缴点税。有人说，这些老百姓少缴了税，就会导致另一些老百姓更多缴税。但其实，第一，由于别人少缴，我就让你多缴，这是酷政，错在官府；第二，官府榨税能力毕竟有限，士绅避税孔道总体上还是给民间留了更多空间，且士绅之壮大有利于地方争取利益，故取消这一孔道不利于民间力量。

　　雍正为何留下了酷君的名声？今天的拥雍派解释说，雍正是对官酷、士绅酷，但对百姓仁，而历史是知识分子书写的，所以雍正名声不好。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就是以此为主题。但是，如果这些知识分子回到清朝，他们可能会发现，当时老百姓的抱怨和尼日利亚的老百姓可能差不多。

　　乾隆继位，就明确宣布和雍正相反的方针——以宽为政，可见乾隆已经忍他老爹很久了。乾隆有些方面还是做得不错。比如，他曾接受方苞的建议禁酒，但是在孙嘉淦等大臣力争之后，他就取消了禁酒令。又比如，他曾推广南宋董煟的《救荒活民书》。这本书对市场规律的认识是很高的，书中提到灾区不要搞价格管制。

　　康熙有宽仁之名，乾隆则只有宽之名。大概因为他的花花公子形象较重，不大像仁君？当然了，无论康熙还是乾隆，他们对市场经济都只有局部的、片面的认识。他们的宽政，可能还不如晚明民间自发消解官府管制之后的局面宽。但比起雍正来，他们还是要好得多。

　　尼日利亚老百姓的“还我腐败”应该是调侃居多，但调侃也值得重视。发展经济、同时又减少腐败的正道应该是学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之路，政府减少权力，腐败失去凭依，经济焕发活力。

　　经济学家周其仁说：“回顾中国的发展历程，之所以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发展速度走在世界前列，真正的秘密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地、大规模地降低了体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发展中，我国某些体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急速上升。如果不能把这个成本曲线降下来，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损害。”此话正是对中国改革之道的很好总结。尼日利亚政府该来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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