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军：“资产过剩” 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第一步

　　2016年，中国经济调控搞“三去一补一降”的大方向已经明确，但从今年前三个月的实践来看，目前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的“三去”，都纷纷遇到障碍，执行效果与政策初衷出现了较大的偏离，成为今年宏观调控中的新问题。

　　面对中国经济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不能全用老思维来指导宏观调控。在经济界有分析指出，要关注并研究中国经济新动向之下的“本土游资”问题。今年全国“两会”之后，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到后来的博鳌论坛，国内一直存在着有关杠杆的争论。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谈到有关杠杆率的化解方法，但被市场解读为“鼓励储蓄入市”，结果后来需要央行专门出来澄清。其实，正如安邦咨询（ANBOUND）所分析，周小川从融资结构的改革来谈“股本融资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些争议，进一步引导各界关注“本土游资”的问题。

　　实际上，有关方面关注的所谓“本土游资”问题，正是作为独立智库的安邦此前所分析的“资本过剩”现象的一种现实反映。

　　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早已指出，我们现在身处资本过剩的大环境。当前无论从世界市场，还是从中国经济环境来看，都处在严重的资本过剩周期里面。资本过剩是一种土壤，在这种土壤里，市场没有别的好玩了，只有玩钱的游戏，不管形式如何变化，总归玩的是资本。陈功提出的“危机三角”模型认为，城市化、资本过剩和经济危机是相互伴生的，过度的城市化导致了资本过剩，而资本过剩导致各种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发生。当资本过剩之后，资本大潮涌到哪里，哪里就会造成价格偏离价值的风险，进而发生危机。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严重资本过剩状态，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危机等着这个世界。

　　在中国，资本过剩现象也十分严重，是典型的资本浮滥推高的市场，这样的市场以50万亿元的储蓄为基础，市场几乎一面倒地会被所谓的“游资”，也就是社会资本所主导。每当出现有利的时机，市场会一哄而上，拔地而起；但当出现危机信号之后，又会大海退潮般地倾泻而去，难以抑制、左右和主导。因此在资本过剩的支配下，中国股票市场的频繁震荡，甚至是市场大地震，几乎必定出现。陈功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其他技术性因素是次要原因，资本过剩是主要原因，同时也是问题的根源。

　　国内决策部门对于资本过剩的现状也有一定的认知。以国内宏观调控的政策思路为例，虽然“放水论”和“刺激论”至今仍然有一定的市场，但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可投资资产，更确切地说是优质资产缺乏，社会资金游走为患。分析最高决策层的经济政策思路，本来是对过去搞刺激政策有些怕了，不希望再搞大刺激，而希望有更有效和副作用更小的办法稳住增长。去年中国希望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解决企业的问题，结果“国家牛市”变成了“国家熊市”，其后决策层希望启用楼市“去库存”来协助推动经济，但没想到在资金涌动之下，一线城市的房价狂涨打破了原先的设想。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股市和楼市出问题，虽然看上去是杠杆的问题，其实是“本土游资”的问题，其基本背景就是我们提出的中国资本过剩的环境。因此，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不能脱离资本过剩这个大环境。面对资本过剩、游资浮滥的局面，制定适当的政策，拿出引导有力的措施，把“本土游资”引导进实体经济，是宏观调控稳定经济的关键出路，也是决策层希望达到的目的。中国有号称全球第一的储蓄率，也面对着实际的负利率。几十万亿元人民币的社会资金，流动起来实际上相当生猛。国内社会资本的投资往往一窝蜂，发现楼市有机会即投入楼市，发现楼市调控在即即撤向股市。要稳定中国经济，对这部分资金应该加以谨慎的引导。

　　资本过剩不仅是世界经济的新常态，也是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未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必须重视资本过剩这一基本特征，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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