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难以胜任我国能源升级“主角”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在全球范围内，从非清洁能源向清洁能源、从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从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转型成为新一轮能源变革的基本趋势。但是由于资源、技术选择的多样性以及对一些基础性问题认识的不同，对于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与路径仍存在争议，特别是近年来由于雾霾频发，国际上主张加快“去煤炭化”，比如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就已开始从煤炭向油气转型。于是有人主张天然气在我国能源转型升级中扮演关键性角色。这一思路是否可行，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油气难成能源升级主角

　　从资源和生产供应角度来看，油气难以扮演能源升级的主角。我国常规油气资源技术可开采储量有限，根据《2013年国土资源公报》，我国石油剩余探明技术可采储量为33.3亿吨，仅占世界的1.4%，天然气剩余探明技术可采储量为4.4万亿立方米，仅占世界的2.4%。“十二五”以来，我国原油产量基本稳定在2亿吨左右，天然气产能以每年100亿立方米左右的增长速度，未来大幅度提升生产供应能力的难度较大。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面临诸多制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可预期的未来，非常规油气资源实现超大规模开发的可能性不大。

　　而在油气进口方面又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对国家能源和经济安全始终是一种威胁。我国是当前世界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2014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达62%左右，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31%左右。到2030年若油气供应比重达到当前世界平均水平，石油进口需要在目前进口水平上翻两番，天然气进口将是目前进口量的10倍多。同时，我国油气主要进口国地区地缘政治复杂、部分国家政局持续动荡，单纯依靠市场和合同难以确保巨量的外部资源的可靠供应。

　　从市场消纳的角度来看，天然气在与其他能源的竞争中整体优势不足，需求侧不足以支撑“天然气时代”的到来。尽管天然气是一种优质能源，但在终端利用的主要领域经济性成为其主要瓶颈。天然气在居民生活领域有较好的市场拓展潜力，但在真正决定其发展空间的发电领域、燃料、交通等领域则面临复杂形势。在发电领域，我国主要地区燃气发电成本在0.7-0.8元/度电，远高于水电、核电和煤电（0.3-0.4元/度电），气电作为常规电源依然无法与其竞争，国家也不可能长期大规模补贴气电发展。同时，随着风电、太阳能发电技术的飞速发展，风电度电成本已远低于气电，光伏发电度电成本也已与气电相当，且仍在快速下降之中。作为调峰电源，其经济性又难以与抽水蓄能电站相比。

　　在交通运输领域，油气又面临电能的有力竞争。特别是电动汽车在终端具有零排放优势的技术不断趋向成熟，全寿命成本具有越来越显著的竞争优势，交通领域的油气需求近期发展空间仍然较大，但中长期由于技术替代逐步走低则是大概率事件。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油气的化石能源本质也决定了难以承担能源系统绿色转型的重任。

　　综合考虑天然气供需状况、清洁能源发展和碳减排形势，预计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将在2030-2040年期间达到6000亿-7000亿立方米的峰值，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接近13%-15%，超过15%的可能性极小。

　　清洁能源将成主角

　　清洁能源为基础、电为中心是我国能源转型升级的大势所趋。从生产供应侧来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发电是能源转型升级的重点。在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成为一次能源供应主体的进程中，核能、水能、风能、太阳能开发利用规模将持续快速增长，这些非化石能源的主要利用形式是发电，因此电力部门必然成为能源加工转换的中心环节，同时也必然致使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大幅提升，这也是国际能源署在2014年《世界能源展望》中发布“电力部门引领全球能源转型”观点的主要原因。

　　我国清洁能源在资源和技术上具备大规模快速发展的条件。资源方面，我国水电资源技术可开发容量约5.7亿千瓦、发电量2.6万亿千瓦时，陆上80米高度、风功率密度超过150瓦/平方米的风能资源潜力约20万亿千瓦时，太阳能资源潜力超过85万亿千瓦时，仅这三者的资源潜力就超过300亿吨标准煤。技术经济方面，目前水电开发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自主三代核电技术也基本成熟，平均发电成本低于煤电、气电。风电技术发展迅猛，2020年具备平价上网的条件。太阳能光伏发电和光热发电技术近年来在材料、电池、联合优化运行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按照当前的研发进展，2020年光伏发电成本将降至0.6元/千瓦时水平，具备平价销售的条件。

　　从消费侧来看，电能占终端能源比重持续提升是一个必然趋势。电力与其他能源相比，具有许多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电能是一种最方便、最容易控制和转换的能源形态，是最现代化的动力。电力网络与其他网络相比具有覆盖范围更广的优势。电能可以方便地获取并转换为动力、光和热能，以及化学能。根据分析，2030和2050年我国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将分别达到30%和40%以上。

　　推进能源替代是抓手

　　第三，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和电能替代是近期能源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能源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过程，将呈现动态优化的趋势，体现相应时代的技术经济特征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就近期而言，大力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和电能替代，推进能源系统的综合优化，转变用能方式和习惯，是现实而迫切的举措。

　　清洁能源替代主要是从能源生产革命的角度，通过化石能源的清洁化利用、非化石能源大规模开发，全面提升能源供应清洁化水平，具体包括：加强煤炭的集中、深度洁净利用。提高煤炭的洗选比例，改原煤供应为经洗筛分类的商品煤供应；大幅提高煤炭用于发电的比例，严格控制终端部门对散煤的消费量；积极研发和推广超临界发电技术、多联产技术和燃煤烟气污染控制技术，大幅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和洁净化程度。

　　积极推进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和高效应用。一是协调发展天然气产运销，将天然气发展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加快建设管网和储气设施；二是科学推进海洋及非常规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利用；三是加强天然气的综合高效利用，推广天然气分布式多联产以及与可再生能源的混合系统。

　　加快非化石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和智能电网建设。优先发展水电，有序推进金沙江、澜沧江、大渡河、雅砻江等重点流域的水电开发规划和建设；积极推进核电建设，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加快核电机组审批和建设步伐；有序开发风电，优化风电开发布局，统筹推进华北、东北、西北和沿海资源丰富地区的风电建设；加快发展太阳能发电，分布与集中相结合推进光伏发电，更加重视光热发电的研发和示范应用。进一步提升电网智能化水平，加大抽蓄、燃气等灵活电源建设力度，强化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出力预测和储能设施配置。

　　电能替代是从能源消费革命的角度，通过“以电代煤”、“以电代油”，全面提升终端用能效率、大幅减少排放。我国煤炭“散烧”的数量高达8亿吨左右，“散烧”煤污染排放水平是燃煤发电等集中利用方式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以电代煤”的方式主要有工业锅炉电气化、餐饮服务电气化、交通出行电气化和居民生活电气化。近期需要政府针对散煤利用制定更为严苛的环保标准，淘汰一批高消耗、高污染的散煤燃烧装置，同时对“以电代煤”项目配套相应的电价、税收优惠政策。

　　推广“以电代油”，通过“以电代油”，可以有效降低石油对外依存度和燃油排放。方式主要有交通电气化和工业燃油装置电气化，具体包括发展电动汽车、轨道交通、农业电排灌、港口岸电替代、电窑炉替代等。近期需要政府对相应的替代项目予以适当的投资补贴，加快电动汽车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完善充电服务网络。

　　强化科学用能、智能用电。绿色、低碳的用能理念和模式是能源消费革命的必然要求。一是在全社会营造节约用能、科学用能和使用绿色能源的消费理念，引导用户优化用能习惯和用能方式；二是加强节能节电产品研发和推广，深入推进节能改造和节能产品惠民工程；三是加强需求侧管理，积极推广智能用电。依托智能电网平台和市场化机制，优化用电方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对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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