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银行业应打造中国银行业升级版

　　一段时间以来，“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引起各方热议。2013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回答问时首次提出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理念，此后又多次强调了这个战略构想，这为我国经济发展指出明确方向。李克强总理指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在于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

　　与此相对应的是，银行业当然也应打造中国银行业升级版。2013年底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久前，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4年第一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上指出，银行业必须对严峻形势有清醒认识，科学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加快改革转型。要深入推进银行业改革开放，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和竞争力。要牢固树立改革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在推动金融业改革中，促进银行稳健经营，守住风险底线，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的实体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重要的关键阶段，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从外延式发展转型为内涵式发展，从粗放型发展转型为集约型发展。而金融业的本质是能够发挥跨时空的资源配置作用，所以服务经济的转型升级正是金融业应该做的。对此，银行业应该有这样的战略认知，有选择，有重点，有倾斜。

　　在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我们银行业也要推动自身的转型升级。在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历程中，已形成过多个版本，从最初版本，到现行版本，再到升级版本，中国银行业一直在改革中前行，在创新中发展，在转型中蜕变。当前，中国银行业应该努力打造转型升级3.0版。

　　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最初版本1.0版，可简单概括为“从1到1+4+N”。“1”，即指中国人民银行独此一家的局面。那是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历史的起点。这一家银行其实也不完整不独立，曾与财政部合署办公，充当财政出纳。1978年1月，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由此拉开了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序幕。

　　再后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相继恢复、分设、独立、诞生，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同时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和设立分行，多机构多功能银行业体系逐步形成。

　　但这个脱胎于计划经济的银行体系起初仍是各银行各管一块，业务不交叉，相互基本不存在竞争关系。随着改革的推进，引入竞争机制成为必然。于是，工商银行进城，农业银行下乡，中国银行上岸，建设银行进厂，成为当时中资银行业的重大改变。1986年国务院正式决定重组交通银行，并将其定位为全国性股份制综合银行，更是明确要打破彼此割据、缺乏竞争的状况。随后又陆续组建了一批新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

　　“从1到1+4+N”的格局出现了，可以说中国银行业的1.0版初步成型。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务院紧接着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要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

　　1994年，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家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基本分离，进而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转变。从此，“国家专业银行”这一名称成为历史，代之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到1996年底，已有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4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8家城市合作银行、3290家城市信用社、49692家农村信用社、244家信托投资公司和57家财务公司。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多种类多机构分工并存、功能互补的银行体系。

　　中国银行业的1.0版，既是打破大一统而形成多种类多机构分工并存、功能互补银行体系的版本，也是去垄断化而形成竞争性银行体系的版本。

　　2.0版：从“技术上破产”到“这边独好”

　　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2.0版可简单概括为从“技术上破产”到“这边独好”。

　　几乎是在多种类多机构分工并存、功能互补银行体系形成的同时，风险向银行业转移积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商业周刊》以及英国《经济学家》等国外媒体，连篇累牍发表评论，称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破产。

　　实际情况是，至1997年6月底，4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已达10020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5.6%。其中，逾期贷款5590亿元，占14.3%；呆滞贷款3760亿元，占9.6%；呆账贷款670亿元，占1.7%。账面呆账贷款比例虽然不到2%，但由于呆滞贷款中有许多贷款实际已收不回，因此，实际呆账贷款比例要比账面统计高得多。

　　面对数额相当大的贷款呆账，各国有商业银行的呆账准备金严重不足，1997年可以使用的呆账准备金只有约250亿-280亿元，不断形成的呆账贷款不能及时核销，使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

　　还有数据显示，至1997年9月底，全国城市信用社3914家，有310家信用社已出现资不抵债，当年6月底，全国49532个农村信用社当中，呆滞、呆账贷款超过30%的信用社有18634家，占总数的37.6%；其中资不抵债和支付有不同程度困难的信用社有9731个，占总数的19.6%。

　　相关风险乃至区域性金融危机事件不断。比如，1995年10月7日，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接管中银信托投资公司；1997年1月14日，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被关闭；1998年10月6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被关闭清算，3个月后，决定其破产还债；此外，海南发展银行、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广西北海城市信用社、青海德令哈市鸿业城市信用社等也先后关闭了。此外，广东恩平、广西陆川、湖北大江信用社等区域性金融风波也接连发生。

　　新一轮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启动了。针对银行业风险的积聚和高危状态，1997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显著提高金融业的经营和管理水平，基本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与此同时，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种国债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1999年，国家相继成立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商业银行近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

　　2004年1月6日，国务院正式公布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等为补充资本金，实施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的决定；2005年4月21日，又批准注资1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实施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方案；2008年10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施总体方案》，并注资19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实施其方案。

　　除先后动用大量美元外汇储备充实资本金支持几大国有银行进行股改上市之外，国家还另外给予了大量资金支持。

　　正因为中国银行业在2008年之前实施并完成了上述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因而与美欧银行业因严重危机遭受重创并至今仍深陷危机难以自拔形成鲜明对照，我国银行业不仅幸免于危机，而且“风景这边独好”：总资产规模2012年底达到131万亿元，不良贷款率降至0.98%，同期俄罗斯、欧盟、美国、巴西、日本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9.5%、6.8%、5.5%、3.8%、1.7%，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全球处于最低水平，整体资本充足率超13%，拨备覆盖率为295%，净利润为1.51万亿元，多项经营指标位居世界银行业前列。

　　中国银行业成功升级为2.0版，实现从“技术上破产”到“这边独好”的戏剧性转型，这一轮转型升级来之不易，值得庆幸。

　　2.5版：从简单粗放到丰富细化服务

　　在化解历史累积高危风险，从而实现由“技术上破产”到“这边独好”转变的同时，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另一项进程也取得了可观进展，这就是“从简单粗放到丰富细化服务”，我们不妨称之为“2.5版”。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服务对象日益惠及更广大社会民众及大中小多层次经济实体创业发展。其一，过去我们的银行业基本只做对公业务即公司企业金融业务，而很少做对私业务即个人金融业务，如今，“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个金业务成为各行业务发展战略重点，并从单纯的消费信贷扩大为包括结算、担保、投资管理、个人理财、咨询等在内的广泛业务。其二，过去我们银行业的对公业务，尤其是信贷业务，往往只针对公有制公司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如今，所有制歧视已不复存在，对非公企业信贷支持既是国家政策要求，也是商业银行自身商业追求。其三，过去银行业的公司企业金融业务存在“垒大户”倾向，贷款基本只针对大中型企业，如今，正逐年向小微企业倾斜，连续多年实现了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贷款量不低于上年同期增量“两个不低于”目标。其四，过去银行业偏好大中城市，农村金融服务十分薄弱，如今，各类金融机构正积极下乡，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机构已实现县域全覆盖，同时通过机构及服务“双覆盖”，利用各类网点以及ATM、转账电话等多种形式，仅2012年累计就解决了1249个乡镇的金融机构空白问题，实现了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同样连续多年实现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贷款量不低于上年同期增量“两个不低于”目标。

　　第二，服务网点及渠道体系日益增多且不断改善。一是物理网点不仅每年数以千计增加，向广大城乡地区广覆盖，而且环境功能日益标准化、高级化。二是被称为远程银行的各主要银行客服中心日益壮大，其以电话、网络等方式，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加人性化、专业化、高效化、多元化的服务。三是银行卡日益成为服务人们日常生活及生产经营活动的“随身带”物品，其凭借安全、高效、便利、快捷等特点，已经逐渐取代现金、支票等成为最重要的电子支付工具，同时正日益发展成为信贷、理财、现金管理的工具，甚至在金融功能的基础上，还加载了社保、公交、铁路、教育等经济和社会功能，发展成为综合服务产品，定位清晰、特色鲜明的个性化银行卡产品也不断涌现。四是自助设备投放持续多年快速增长，大大增强了银行业服务社会大众的能力，银行业务中平均离柜业务率为54.37%。五是电话银行、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迅速发展，商业银行借助自助银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高科技智能体系，让百姓享受到24小时多层次、多渠道的全天候便捷而高效的服务。

　　第三，服务种类及产品日益多样丰富。其一，过去我们的银行业只有简单的存贷款业务，且存贷款业务品种极其单一，如今，可供选择的存贷款业务品种已多种多样。比如，个人储蓄存款主要有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定活两便、教育储蓄和通知存款等；机构单位存款主要有活期、定期、集零、通知存款和协定存款等。至于银行贷款，各行面向市场积极借鉴或创新，已推出诸如委托贷款、信用贷款、担保贷款、票据贴现、综合授信、信用担保贷款、买方贷款、异地联合协作贷款、项目开发贷款、项目创汇贷款、自然人担保贷款、个人委托贷款、无形资产担保贷款、出口退税质押贷款、保全仓库业务、应收账款质押或收购业务、保付代理即保理业务、供应链融资、融资租赁以及自助贷款等多样化品种。除上述大致种类之外，各行通过市场细分，针对不同客户特定需求，不断创新贷款产品，更细化的产品品种更是成百上千。其二，中间业务加速发展，业务种类日益丰富，给老百姓带来了方便，增加了社会福利。其三，理财业务产品金额及品种年年翻番。截至2012年末，银行业理财产品余额达7.1万亿元，比2007年底的5000多亿元增长了13倍多。2012年全国开展理财业务量较大的18家银行为客户实现投资收益2464亿元，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4.11%，高于央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1.11个百分点，大大增加了居民财产性收入。其四，为高端客户提供更加全面资产管理服务的私人银行业务迅速发展。截至2012年底，共有29家银行开展了私人银行业务，私人银行客户数达36.2万人。

　　第四，全行业服务理念日益增强，创先争优打造行业服务品牌蔚然成风，公众满意度不断提高。近些年来，各银行从高层到普通员工无不高度重视服务，广大员工从上到下的服务理念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协会组织会员单位先后制定并发布了一系列文明规范服务公约规范及细则，行业文明规范服务标杆体系初步成型。尤其是，连续7年从全行业20万个服务网点评选表彰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评选表彰“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位”，入选单位条件包括网点服务环境、理财资讯及信息公示、业务种类及处理效率、人员配备与精神风貌、服务制度与规范、经营效益和资产质量等六大项58个细项，可谓“二百挑一”、“二千挑一”。“千佳”、“百佳”示范单位不仅是银行业培育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也是银行业内外广泛认可的服务金字招牌，更是引领中国银行业持续提升服务水平的权威服务品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纷纷“对标”，经过检查考核、合规性审查、检查验收、第三方测评等步骤，层层选拔，由此推动全行业创先争优打造行业服务品牌蔚然成风。根据第三方公司银行服务抽样调查显示，2012年银行业整体满意度平均得分达到72.13分，比2011年增加7.13分。

　　3.0版：“服务升级+安健升级”

　　当前，中国银行业应该努力打造转型升级3.0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并作出具体部署。银行业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银行业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和稳定的金融环境。我们姑且将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升级版命名为3.0版。新的升级版须要在两方面升级，即“服务升级+安健升级”。

　　服务升级：至上、普惠、智能

　　中国银行业转型升级新版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服务升级。而服务升级的表现可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即“至上+普惠+智能”。

　　“至上”，即“消费者至上”。一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要摆正“消费者在上我在下”的位置。要承认并尊重“消费者主权”，公平对待消费者，“奉消费者为上帝”，善待消费者，要树立并强化“消费者至上”的理念。二是要构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流程银行。这首先需要对消费者群体进行细分，再者需要琢磨了解消费者的多样性需求，同时需要针对其多样性需求研发多样性服务产品，再设置相应的工作岗位、团队或部门机构，提供多样性服务产品，并做好售后服务。三是每一服务环节、服务细节都从消费者便利出发。“消费者至上”，就要求每一个服务环节、服务细节的安排及操作，都从消费者便利出发，而不是相反。这就需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广大从业人员换位思考并体验这一问题：包括安全考量在内的每一服务环节、服务细节的安排及操作，是否最大限度便利消费者，是否让消费者满意舒适。

　　“普惠”，即最大限度惠及最广大社会阶层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一是惠及民众个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民众个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银行，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依赖银行。因此，应大力发展服务民众个人的零售银行，为其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把零售银行办成方便的、增进大众幸福的银行。二是惠及弱势群体。我国目前贫困人口大约2000多万，残障人员9000多万，普惠银行必须充分考虑这个群体对银行服务的需求。当然，惠及弱势群体更应在信贷支持，尤其是小额信贷业务上支持弱势群体，激发其脱贫致富的激情和创业才情，不仅惠及他们自己，而且惠及他人。三是惠及中产阶级。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橄榄型”即“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占多数的社会结构是社会稳定的根基。各国经验也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培育与壮大中产阶级，金融的作用日益重要。四是惠及小微企业。小微企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具有公共性特征，同时还包含巨大的商业机会。因而，商业银行必须从社会责任的高度关注小微企业，主动承担积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社会责任，同时还必须从自身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关注小微企业，善于发现并开发相应的商业机会，通过积极支持小微企业、惠及小微企业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五是惠及“三农”发展。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势在必行。我国就进入了这样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村非农产业、农业产业化、小城镇的发展，再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量农民工、新市民、农民企业家、小微企业的涌现，是千家万户创业热潮的掀起。这一发展过程无疑需要范围广泛的银行业金融支持，尤其是小额信贷的支持。因此，我国银行业未来改革发展，必须充分考虑惠及“三农”发展。六是惠及社区发展。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社区银行是美国经济的基石，美国的社区需要社区银行帮助其增长和实现繁荣。我国经济其实更需要这样的基石。美国社区银行的经验非常值得我国借鉴，我国银行业下一步改革发展应产生更多社区银行，更多惠及社区。七是惠及低碳经济。保护环境，是各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共识。发展低碳或绿色经济，也是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战略性要求。保护环境，支持低碳或绿色经济发展，对银行业而言，是义不容辞的重大社会责任，同时也是重大商业机会。八是惠及科技成果的研发及转化。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包括低碳经济的发展，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的依赖呈递增趋势。科技成果的研发进而孵化为产品，投入生产，渗入产业或形成产业，环节繁多，费时费力费钱，前期投入高，而收入又在未来，成功概率低，风险大，这刚好需要发挥金融跨时空交易的功效，跨时空聚集资源，支持其研发转化。科技成果产品化、产业化，做强做大，进而对产业升级作出贡献，终究要凭借一定的企业载体，大规模产业升级定然表现为大量科技型企业的生长，这也正需要金融助推，而升级版的中国银行业，理应在这方面大有作为。

　　“智能”，即银行业服务体系智能化，打造智能银行。其一，智能银行发轫于信息化，致力于打造信息化银行，因此，应充分利用信息科技的最新成果，发展信息化银行。比尔？盖茨有关“商业银行将成为21世纪恐龙”的说法，正是指信息科技的发展会使传统商业银行的优势丧失，但充分利用信息科技最新成果的商业银行显然正在摆脱这一宿命。信息技术的应用已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的生存发展之道，成为其核心竞争力之一。基于信息技术平台，由银行卡、自助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构成的电子银行，突破时空局限，为广大民众及各类经济实体提供全天候全方位智能化服务，正在深刻地改变银行业体系，同时也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乃至生产经营活动方式。未来若干年，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或移动银行将是打造信息化银行进而打造智能银行的战略重点。其二，智能银行归根到底取决于银行人的智能，因此，应注重银行业从业人员队伍的智能，致力于打造智能银行人队伍。智能银行人不仅要熟练掌握并操作一般银行业务，熟练掌握并操作相关信息技术应用，而且要足智多谋，善于发现客户有效需求，并针对各类服务难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进而设计充满智慧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乃至金融机构，以最大限度地发现并满足各类客户多样性、高难度的有效需求，为客户带来最大满足、舒适和幸福。总之，智能银行人应高度专业、智慧而能动。其三，智能银行之智能应体现在金融创新上，智能银行应该是不断创新的银行，因此，应鼓励银行在服务方面不断创新，致力于打造服务创新银行。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金融界言必称金融创新，之后又有种观点认为其危机是过度金融创新惹的祸，于是又讳言金融创新了。其实，金融创新并非美国次贷危机乃至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服务民众及实体经济真实有效需求的金融创新不存在过度问题，而是多多益善。我国更不存在过度金融创新的问题，我国银行业在服务民众及实体经济真实有效需求方面一直创新不足。因此，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服务方面加大创新的力度。

　　银行服务升级，既取决于银行经营者或银行家社会责任的强化，或取决于银行经营者或银行家血管里流淌的“道德血液”，更取决于相关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完善。

　　就社会责任而言，银行业应比非银行业企业尽更大的社会责任，要最大限度地尽社会责任，与社会共生共荣。这是因为银行牌照是特许的，即使完全私有的银行也具有公共性。不承担应有社会责任的银行，是社会所不容的，是难以立足社会的。当然，尽社会责任并不等于做慈善公益事业，而应当是通过银行的专业化、商业化服务，尽可能地惠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既惠及社会主流的发展，也要惠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发展，进而惠及全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鉴于此，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要强调“利润最大化”目标，而应强调惠及社会各方面发展前提下的“适度利润”目标。“适度利润”即“平均利润”或“略高于平均利润”。至于过分强调“利润最大化”目标，而忽略、不顾社会各方面发展，唯利是图，甚或以牺牲社会各方面发展为代价去追求“利润最大化”，更是应当摒弃的。

　　就市场机制而言，首先须要阐明很重要的一点：“普惠银行”并非“慈善银行”，而是基于市场机制、商业化运作因而可持续惠及社会各方面的银行。因此，打造一只“看不见的手”，以引导银行在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同时经常增进社会利益，就非常关键。这样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是有前提条件的，前提即通过利人利社会，且竞争性地利益于外界，而各自追求各自利益。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不承认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即只承认人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人们身上的强制。正是那种强制才构成那只“看不见的手”，才能引导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经常增进社会利益。

　　按此理论，从我国银行业市场机制的完善而言，主要应做三方面工作：第一，拆除非审慎性准入限制，尤其是拆除所有制成分或对民营经济成分的歧视性限制，让符合审慎性要求的机构或个人同等条件进入银行业，以形成动态竞争、充分竞争的银行业市场。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就旨在支持民间资本与其他资本按同等条件进入银行业，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创造良好环境。

　　第二，完善破产清算退出机制以及兼并重组制度安排，打破“大而不倒”甚至“小而不倒”的“传统”，强化优胜劣汰的市场纪律。亟待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模式，建立与《破产法》相衔接的、对有问题金融机构实施接管、重组、撤销、关闭清算的制度。同时，要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障存款人权益。

　　第三，推进利率市场化，让竞争性供求决定价格，并以市场化价格信号引导进而驱使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各类客户提供“价廉质优”的金融服务。我国利率市场化起步于1996年，到目前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完全利率市场化境界有四：一是金融市场交易主体对利率具有决定权；二是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等由市场交易主体自主决定；三是货币市场利率构成市场利率的基础；四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货币市场利率，间接影响市场利率水平和结构。

　　安健升级：防御风险能力提升

　　我国银行业“安健升级”的关键在于防御风险能力的提升。换言之，安健升级的关键词为“防御风险能力提升”。

　　我们通常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说成防御风险的能力。其实不然，那只能说是防御风险的实力或家底，并非防御风险的能力。能力属于主观能动范畴，银行业防御风险的能力应为银行业金融机构防御风险的主观能动性。

　　如果银行业金融机构防御风险的能力即主观能动性不提升，好不容易积累的防御风险的实力或家底，很可能坐吃山空而被消耗掉。因此，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防御风险能力的提升，重要性甚于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防御风险的实力或家底。

　　银行业金融机构防御风险能力的提升，当然要基于一定的实力或家底，但更取决于关键性体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首先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鉴于银行在一国经济中的重要金融中介功能，以及银行对于失效的公司治理引发潜在困难的高度敏感性和保障存款人资金安全的需要，银行公司治理对于国际金融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效的公司治理是获得和维持公众对银行体系信任和信心的基础，这是银行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稳健运行的关键所在。不健全的银行公司治理会导致银行破产，进而会对存款保险体系造成潜在影响，并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广泛影响，如风险扩散和对支付体系的影响等，因此银行破产会造成巨大的公共成本和严重后果。不健全的银行公司治理会导致市场对银行妥善管理资产与负债（包括存款）的能力失去信心，由此触发银行挤兑或流动性危机。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最近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金融机构，其实问题不在于此，目前中小商业银行总股本中民间资本占比已达50%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总体股权结构中，企业和民资占比甚至达到90%。问题在于，不仅中央或地方政府控股、参股、经营银行业金融机构，即国有国营或政有政营，而且存在民有国营或民有政营，国家或政府直接经营或干预银行业金融机构。这就难免产生政府关联交易，扭曲市场交易，同时形成隐性政府担保，助长道德风险，这几乎就是规律性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很大程度就是这一规律作用的结果。因此，国有国营或政有政营，以及民有国营或民有政营，国家或政府直接经营或干预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最大软肋或重大治理结构风险隐患。

　　我国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面临的最大难题仍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内置干预。即使控股、参股，中央及地方政府也要按市场惯例行事，遵守市场纪律。按现代公司制度参与治理，遵守公司纪律。即使干预，也要尽可能运用市场手段，尊重市场规律。

　　其次是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内控体制机制的完善。一是要加强风险管理文化建设。应自上而下强化全员风险意识，在业务增长与风险管控之间、收益业绩与风控业绩之间、业务条线及人员与风控条线及人员之间寻求平衡，同时将关键人员的薪酬与风险密切挂钩，形成有利于风险管理的科学的激励机制。二是要明确风险管理战略。设定自身风险管理目标，并经董事会批准明确定量风险偏好。要有与风险管理战略配套的风险管理指标及其评估体系，有与风险管理战略对应的经济资本配置。三是要健全全面风险管理架构及流程。应建立基于整个机构的全面风险管理架构，并配备相应的数据和信息系统基础，整合各类风险管理而形成统一的全面风险管理流程。此外，还应将战略风险管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四是要注重风险识别、计量的前瞻性、准确性。更应对未来潜在风险进行前瞻性关注识别。同时在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上进一步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