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中国政府是强调结构性改革

　　货币政策宽松已经到达周期的尾部，紧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货币政策需要逐步变成审慎，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3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称。他还表示，中国政府不会依赖于“直升机撒钱”，而是强调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将发挥支持性作用。

　　在阐释中国货币政策、结构性改革等问题的同时，对热议的美国边境调节税（BAT），周小川认为，假如美元因此升值过快，不仅全球其他国家需要去应对，对于美国政府而言也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货币宽松渐进退出

　　眼下，以美联储为主的全球央行已经开始逐步退出货币宽松周期，全球通缩风险渐退。周小川提出，“在经过多年的量化宽松后，我们已经到达了这次周期的尾部。货币政策不再是宽松的了。”但全球经济复苏不同国家表现截然不同，货币政策也不是完全协调一致。

　　周小川更支持采取审慎的货币政策。他表示：“全球复苏经过了很多波折。我们看到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仍然没有解决，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已经发生。所以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货币政策也需要逐步改变，变成比较审慎的货币政策。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认为一定要看到货币政策的限度，认真考虑何时、如何离开货币宽松的周期。”

　　全球目前已经出现“再通胀”的迹象，但周小川指出，“在全球范围做任何判断还为时尚早。今年我们看到全球商品价格上扬，但我们要保持审慎的态度对待再通胀现象，这与货币政策的制定有直接关系。虽然货币政策制定当局已经开始紧缩他们的政策，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周小川表示：“我们会强调结构性改革以及其他长期发展战略，不要太依赖于货币政策，发出这个信号是很重要的。”

　　对于财政刺激措施，周小川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不会依赖于“直升机撒钱”，“我们有非常严肃的经济解决方案，比如财政政策和结构性的改革”。周小川表示，为了经济复苏，政府应着力修复资产负债表和财政状况，强调结构性改革。“当这些政策都开始产生效果时，你就不会遇到麻烦。”

　　就中国的中长期改革而言，周小川认为其实这在多年前已经开始，“中国过去太依赖于出口，现在开始特别强调内需；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大，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刚开始阶段；我们太依赖于制造业，服务业相对薄弱，中国政府希望推动服务行业增长。”

　　就中短期改革来看，“中国在去年实施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推动去库存和降杠杆，减少企业的运营成本，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结构性的。”他称。

　　在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周小川认为财政政策必须发挥支持性作用。欧洲各国和日本等经济体政府负债较高、财政空间有限，对于中国而言，“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不是很高”。但他同时指出，地方政府的基础投资、城市化、发展服务行业都需要投资，所以应该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调整财权、事权以及调整地方财政政策的限度，“有些省份已经债台高筑，有些省份还有举债的空间。这也是另外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

　　值得关注的是，周小川还提出，很多人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制造了通胀和资产泡沫，其实这不是预期的后果。并且货币政策不是万金油，不要认为量化宽松可以治好每个国家的不同疾病。他并感叹，这几年公众过于关注货币政策，反应有点过激。

　　美元为何有可能暴涨

　　在全球经济风险下降的同时，政策风险却此起彼伏，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边境调节税可谓是最令人担忧的政策之一。

　　周小川提及，“有一种分析认为，边境调节税可能导致全球汇率的改变，也许美元会升值20%到25%。这影响的不仅是人民币汇率，也是全球汇率。”

　　在当前的边境调节税设想下，企业需要为进口商品额外支付20%的企业税率，而出口商品将有12%的税收减免。直观地说，美国进口商品价格将上升20%，而出口商品会便宜12%，考虑到进出口价格所受的平均影响，其大约等同于美元一次性贬值15%。

　　而周小川所称的美元升值则是指，如果其他保持不变，美国贸易赤字将因此下滑2%，相当于4000亿美元，也即贸易赤字将被完全消除。如果这一边境调节税方案获得通过，将大幅推升美国通胀，美元实际价值也将因此被推升。德银认为，在极端的情况下，要完全抵消这一税收政策所带来的价格变动，美元的升值幅度可达15%。

　　“假设美元升值很快，这是全球都要去应对的问题，也可能是很大的、让人头疼的问题，（强美元）对于美国政府也是一个头疼的事情。”周小川称。

　　周小川还提出，边境调节税不等同于增值税。“边境调节税是对公司税的一种调整，公司税主要针对公司利润征税，不同于增值税或销售税等间接税。这种以直接税的方式征收间接税的提法是很有争议的。”

　　针对美国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周小川表示：“中国希望看到中国的投资者，尤其是私营部门投资者也在国外获得公平对待，比如对一些高新技术的获取。”他认为，只有双方作出一些妥协，“这样全球化才能往前推进，大家都能从中受益。”

　　理性对待股市楼市投资

　　在博鳌论坛期间，“房价”几乎成了每场论坛都关注的焦点。多年来，宽松的货币政策似乎也是促使人们极力寻求保值投资标的以应对通胀的原因之一，在中国，这个标的似乎就是房地产。

　　在论坛期间，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针对此前刚刚出台的地产调控政策戏称，“你控也好，不控也好，北京的房子我都买不起。”

　　周小川此次也提及：“公众特别关注货币政策，他们对股市、房地产市场进行投资，他们去买一些金融产品。因此，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似乎有点过激，这也是最近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货币政策造成的后果并非在预期之中，但在这段时间之后，人们会更理性地认识这些情况，包括公众和政策制定者。”

　　就房地产调控的问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也在博鳌论坛上讲到，不应该把调控着眼点放在价格上，而是要回归到房地产的本质，回归到其作为人民必需品的本质，这样的话，调控就应该要出台一些可能影响价格的规定。

　　他认为，应该要调控以下几个因素：第一，要确立城市化步调和土地供应的关系，一个城市增加了1万人就要相应增加住房用地，目前却是房价涨、土地供应少的现象。

　　第二，居民解决住房问题是以买为主还是以租为主，中国目前的住房自有率达到80%以上，全球最高。如果每个人都喊着买房，从经济合理性上来说，有些人是不该买的。他建议要逐渐转为以租为主，国务院最近也不断提出要扩大租房市场，也是为了解决现在房地产的问题。

　　此外，要调控土地价格在房地产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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