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撰写的《与中国打交道》一书在中美政商界十分畅销，那些渴望深入了解对方的中美政要商界都将此书视为神会交往“门道”的秘笈。这本看似“高冷”的书却写的通俗、幽默，读来引人入胜。只有他这种经历的人才能描述出如此“隐秘”的细节，并抖落出鲜为人知的政要故事。
这位先后访华100多次，与中国高官打了近27年交道的大个子，在中国政商各界积累了深厚的人脉，很多中国人觉得除了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与中国渊源颇深外，保尔森无人能敌。他不仅在中美关系之间极尽斡旋，而且还热衷中国的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和中国国家公园制度的推动等。
由于深度了解中国，他以旁观者清的姿态多次提出，中国应对短中长期困局，只有尽快推进全面的改革进程，真正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消除一直以来阻碍私营部门发展的监管障碍。保尔森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坦言，“目前中国正处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的政治敏感期，但我希望今后中国改革的步伐能够加快一些，开放的范围更大一些——换句话说，就是朝着‘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目标继续迈进。。”
在保尔森看来，只有对阻滞中国经济活力的国有企业痛下狠手，进行更彻底的改革才能使中国经济爆发出内生的增长动力。“应该允许一部分国有企业倒闭，而不是通过惯用的企业合并，来解决亏损国企的问题。”
保尔森忙碌于工作之余，还是一位和善的观鸟者和环境保护者。他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一起在中国开展环境保护活动。他曾和妻子、女儿一道深入中国云南等偏远山区考察，为中国的环境治理出主意。
《财经》：您写的《与中国打交道》生动地描述了与中国打“交道”的诸多细节。作为“中国通”，您怎么看中国政治与经济下一步可能的发展方向？
亨利•保尔森：首先，中国已开始采取行动，努力推动11万亿美元之巨的庞大经济体继续增长，从投资和出口驱动的模式转变为基于服务和消费的模式。这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更是难上加难。习近平主席对市场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承诺令人备受鼓舞。如果能够全面落实，那么市场化的竞争和定价就会推动经济转型，并驱动经济更加健康和理性地增长，这才是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我与中国领导人和企业交往已久，积极帮助中国推动经济转型，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对中国过去十年未能推行更多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举措未免感到失望。当然，目前中国正处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的政治敏感期，但我希望今后中国改革的步伐能够加快一些，开放的范围更大一些——换句话说，就是朝着“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目标继续迈进。
《财经》：今年中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推进一系列改革。您对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有什么建议？
亨利•保尔森：中国迫切需要推进全面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在我看来，中国面临的短期、中期及长期挑战都是切实而严峻的：在短期，政府面临资本外流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挑战。如果造成人民币贬值或中国向国际市场倾销钢铁或其它大宗工业商品的印象，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就有可能加剧。
中期来看，中国的高负债水平是不可持续的，会为企业和经济带来重大风险。我认为企业债，某种程度上还有地方债，是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增长的最大挑战之一。而长期的挑战在于，中国必须找到新的增长引擎并进行结构调整，向之前提到的新模式转型。
解决短期、中期和长期挑战的方案基本上是一样的：采取切实措施推动改革。这样做，不但能在近期提振市场信心，还能推动中国在长期走向新的增长模式。换言之，中国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并加快改革速度。
《财经》：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应该采取那些策略？
亨利•保尔森：首要的一点是，中国必须采取措施，证明业绩不佳和低效的国有企业必须认真改革。另外，要大幅度削减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一部分国有企业倒闭，而不是通过惯用的企业合并，来解决亏损国企的问题。
国企改革不容易，但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体现政府对国际国内市场担忧因素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可以推动长远来看十分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习主席最近关于僵尸企业改革的举措令我备受鼓舞。我认真阅读了他在近期中央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习主席号召各部门齐心协力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经济还存在许多类似的艰难挑战。
《财经》：中美正在进入新的政治经济环境。过去几年，中国赴美投资攀升，中美两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已经规模惊人，在美投资创造了当地的就业岗位和成长资本。但是特朗普总统曾不止一次控诉中国“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并主张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45%的关税。您怎么看中美未来的双边投资和贸易关系？
亨利•保尔森：面对变化的经济和政治局势，显然要及时做出调整。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其市场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品是高度开放的，但在中国市场上，美国最具竞争力的一些出口产品受到的限制还是太多了。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全面开放，尤其是没有看到中国改革议程描述的、我们期待的对美国企业的开放。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领域最为看重的是保障公平竞争。
另外，尽管市场环境的变化使得一些美国企业放慢了对华投资的脚步，但仍有许多美国公司十分愿意在华投资，只是无法付诸实施。因为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开放的某些领域，在中国市场却不对美国企业开放。尽管去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是净增长而且创了历史新高，但这种（开放不对等）情况仍然加剧了双方政治上的紧张局势。
特朗普政府正在重新审视其投资审核政策，相关立法的修订议案即将提交国会讨论。我希望政策调整是宽泛的，而不是仅仅针对中国。但究竟如何尚难判断。如果中国能够努力拓宽开放领域，那么很显然，这种讨论的范围和性质就会有所收敛，因为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对于提高其投资政策“互惠性”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个人非常支持在公平基础上通过真正的竞争来促进贸易与投资。这也是我作为美国财政部长和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之一——我致力于促进投资，鼓励通过基金会的案例研究汲取经验教训，并始终支持双方努力达成双边投资协定。
而对于中方而言，要采取行动，彰显进一步开放、提升竞争力的决心。中共十九大之后，国家领导层或将出现重大变化，这将影响到中国改革的方向和进度。我希望中国能够朝着习近平主席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目标继续前进，让市场在经济和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推动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我也希望他能够运用不断提升的影响力推动更为持久的市场化经济改革。
《财经》：如何维护中美贸易关系？
亨利•保尔森：要采取实质性的措施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让国外企业和国内民营企业能够参与竞争。这样才能让美国人相信，中美关系是以真实、有意义的竞争为基础的，而不是建立在政府命令的基础上。开放市场还会使中国企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他们将在市场上接受竞争的洗礼，并与最优秀的全球性企业一较高下。假以时日，这种竞争必将增强它们的实力，让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目前，中美关系面临着新的压力和考验，鉴于此，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两国关系退化为一种彼此消耗和伤害的竞争关系。倘若如此，对两国及全世界都有害无益。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多样化的贸易关系和更加丰富的投资机遇等，来强化双方的经济关系，那必将大有裨益。
《财经》：您同中国打交道26年多，非常了解中国国情。您如何看待新阶段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和潜力，双方合作有哪些新的着力点？您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和特朗普政府打交道？
亨利•保尔森：中美关系始终面临压力，但在今后一个时期，这种压力将比过去一段时间更加沉重。因此，目前我们应该谨慎从事，认真考虑一下稳定、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为何对两国都有利。我说过，我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尽管两国在战略上和经济上是竞争对手，但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仍必须寻找到合适的途径来合作应对恐怖主义等全球性的安全挑战，同时，还必须与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支撑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商界一直支持发展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但时至今日，许多美国企业都认为外商在华的经营环境正在恶化。政府加强了管制，增强了监督，对许多领域给予保护，而且针对商业企业，包括美国的商业企业，出台了一些新的法律法规，这必将影响到美国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机遇。让美国企业受害尤其深重的是知识产权网络盗版问题。这削弱了美国企业对中美关系的支持，降低了它们与中国合作的意愿。
历史上，商界合作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帮助我们度过了不少艰难岁月。中美两国应共同努力，促进商界合作。
《财经》：您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可以在哪些领域拓展和深化？
亨利•保尔森：未来前景可期的商业合作领域是，探索能够改善资源利用效率的经济增长新动力。保尔森基金会合作发起的的可持续城镇化CEO理事会由来自中美两国顶尖企业的19位首席执行官组成，旨在探索能够提高资源效率的智能型城镇化发展方案。我们希望，理事会成员企业正在合作开展一些项目能够成为样板，在中国各地推广。
另外，中美两国非常有必要合作创建新的国际融资机制，动员私人资本投资能够提高资源效率的项目和实践，以推动经济增长，这也是巨大的机遇之所在。保尔森基金会正在与中国人民银行合作，为建设绿色项目融资市场制定发展路线图。同时，基金会还以非商业顾问机构的身份，参与发起了“中美建筑节能与绿色发展基金”，探索政府与私营资本合作模式。
总而言之，尽管全球经济向低碳模式转型需要巨额资金支持，但我们别无选择，也无法承担不转型的后果。这方面的需求非常巨大。据测算，十三五期间中国要为此投入1.6万亿美元，但政府表示只能承担10%。中美两国——从企业界到政府——可以合作助力绿色发展。
《财经》：您在离开财政部后创立了保尔森基金会，致力于“推动中美两国的可持续增长”。您认为中美双方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应如何加强沟通和协调？过去多年美国与中国的交流策略有何变化？
亨利•保尔森：我一直认为，中美两国要保持定期、坦率的高级别对话，以避免误会和错误的行动。另外，以我20年来的经验，我认为发展私人关系也有助于解决复杂的问题。我在美国财政部时，我们启动了战略经济对话，为一些紧迫的经济问题寻求长期的解决方案。离开财政部后，我创立了保尔森基金会，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我们致力于推动私营部门的项目合作，为继续开展这类对话搭建平台。
过去几年，两国经济不断发展，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保持定期沟通也变得越发重要。我相信美国新一届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将继续与中方保持某种高级别的双边对话。
《财经》：您忙碌于本职工作之余，还是一位观鸟者和环境保护者。您如何看中国的雾霾天，为了保护环境，经济增速和繁荣是不是应该放慢脚步？
亨利•保尔森：我终生支持生态保护事业，同时也坚信市场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我相信，要想实现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必须有一个健康的环境。当然，我也认识到，中国在短期内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这种挑战尤其严峻：如何在向着更环保、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变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
这需要中国领导人拿出勇气和远见，马上采取必要的措施，从长远角度保障人民健康、保护环境，促进经济良性增长。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将带来新的、清洁的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可能会遭到一些损失，但如果我们今天不采取行动，未来就将面临更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环境破坏恶果。
我明白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但这是向服务和消费驱动模式转型的必要内容。中国领导人曾表示，过去几十年那种依靠国家投资和出口实现的高速增长，长期看来已经不可持续，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环境角度来看都是如此。政府能够承诺经济转型，努力形成一种使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本保护更加平衡的经济模式，这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希望这一承诺尽快落到实处。
这位先后访华100多次，与中国高官打了近27年交道的大个子，在中国政商各界积累了深厚的人脉，很多中国人觉得除了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与中国渊源颇深外，保尔森无人能敌。他不仅在中美关系之间极尽斡旋，而且还热衷中国的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和中国国家公园制度的推动等。
由于深度了解中国，他以旁观者清的姿态多次提出，中国应对短中长期困局，只有尽快推进全面的改革进程，真正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消除一直以来阻碍私营部门发展的监管障碍。保尔森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坦言，“目前中国正处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的政治敏感期，但我希望今后中国改革的步伐能够加快一些，开放的范围更大一些——换句话说，就是朝着‘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目标继续迈进。。”
在保尔森看来，只有对阻滞中国经济活力的国有企业痛下狠手，进行更彻底的改革才能使中国经济爆发出内生的增长动力。“应该允许一部分国有企业倒闭，而不是通过惯用的企业合并，来解决亏损国企的问题。”
保尔森忙碌于工作之余，还是一位和善的观鸟者和环境保护者。他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一起在中国开展环境保护活动。他曾和妻子、女儿一道深入中国云南等偏远山区考察，为中国的环境治理出主意。
《财经》：您写的《与中国打交道》生动地描述了与中国打“交道”的诸多细节。作为“中国通”，您怎么看中国政治与经济下一步可能的发展方向？
亨利•保尔森：首先，中国已开始采取行动，努力推动11万亿美元之巨的庞大经济体继续增长，从投资和出口驱动的模式转变为基于服务和消费的模式。这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更是难上加难。习近平主席对市场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承诺令人备受鼓舞。如果能够全面落实，那么市场化的竞争和定价就会推动经济转型，并驱动经济更加健康和理性地增长，这才是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我与中国领导人和企业交往已久，积极帮助中国推动经济转型，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对中国过去十年未能推行更多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举措未免感到失望。当然，目前中国正处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的政治敏感期，但我希望今后中国改革的步伐能够加快一些，开放的范围更大一些——换句话说，就是朝着“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目标继续迈进。
《财经》：今年中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推进一系列改革。您对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有什么建议？
亨利•保尔森：中国迫切需要推进全面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在我看来，中国面临的短期、中期及长期挑战都是切实而严峻的：在短期，政府面临资本外流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挑战。如果造成人民币贬值或中国向国际市场倾销钢铁或其它大宗工业商品的印象，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就有可能加剧。
中期来看，中国的高负债水平是不可持续的，会为企业和经济带来重大风险。我认为企业债，某种程度上还有地方债，是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增长的最大挑战之一。而长期的挑战在于，中国必须找到新的增长引擎并进行结构调整，向之前提到的新模式转型。
解决短期、中期和长期挑战的方案基本上是一样的：采取切实措施推动改革。这样做，不但能在近期提振市场信心，还能推动中国在长期走向新的增长模式。换言之，中国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并加快改革速度。
《财经》：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应该采取那些策略？
亨利•保尔森：首要的一点是，中国必须采取措施，证明业绩不佳和低效的国有企业必须认真改革。另外，要大幅度削减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一部分国有企业倒闭，而不是通过惯用的企业合并，来解决亏损国企的问题。
国企改革不容易，但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体现政府对国际国内市场担忧因素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可以推动长远来看十分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习主席最近关于僵尸企业改革的举措令我备受鼓舞。我认真阅读了他在近期中央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习主席号召各部门齐心协力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经济还存在许多类似的艰难挑战。
《财经》：中美正在进入新的政治经济环境。过去几年，中国赴美投资攀升，中美两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已经规模惊人，在美投资创造了当地的就业岗位和成长资本。但是特朗普总统曾不止一次控诉中国“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并主张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45%的关税。您怎么看中美未来的双边投资和贸易关系？
亨利•保尔森：面对变化的经济和政治局势，显然要及时做出调整。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其市场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品是高度开放的，但在中国市场上，美国最具竞争力的一些出口产品受到的限制还是太多了。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全面开放，尤其是没有看到中国改革议程描述的、我们期待的对美国企业的开放。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领域最为看重的是保障公平竞争。
另外，尽管市场环境的变化使得一些美国企业放慢了对华投资的脚步，但仍有许多美国公司十分愿意在华投资，只是无法付诸实施。因为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开放的某些领域，在中国市场却不对美国企业开放。尽管去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是净增长而且创了历史新高，但这种（开放不对等）情况仍然加剧了双方政治上的紧张局势。
特朗普政府正在重新审视其投资审核政策，相关立法的修订议案即将提交国会讨论。我希望政策调整是宽泛的，而不是仅仅针对中国。但究竟如何尚难判断。如果中国能够努力拓宽开放领域，那么很显然，这种讨论的范围和性质就会有所收敛，因为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对于提高其投资政策“互惠性”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个人非常支持在公平基础上通过真正的竞争来促进贸易与投资。这也是我作为美国财政部长和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之一——我致力于促进投资，鼓励通过基金会的案例研究汲取经验教训，并始终支持双方努力达成双边投资协定。
而对于中方而言，要采取行动，彰显进一步开放、提升竞争力的决心。中共十九大之后，国家领导层或将出现重大变化，这将影响到中国改革的方向和进度。我希望中国能够朝着习近平主席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目标继续前进，让市场在经济和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推动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我也希望他能够运用不断提升的影响力推动更为持久的市场化经济改革。
《财经》：如何维护中美贸易关系？
亨利•保尔森：要采取实质性的措施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让国外企业和国内民营企业能够参与竞争。这样才能让美国人相信，中美关系是以真实、有意义的竞争为基础的，而不是建立在政府命令的基础上。开放市场还会使中国企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他们将在市场上接受竞争的洗礼，并与最优秀的全球性企业一较高下。假以时日，这种竞争必将增强它们的实力，让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目前，中美关系面临着新的压力和考验，鉴于此，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两国关系退化为一种彼此消耗和伤害的竞争关系。倘若如此，对两国及全世界都有害无益。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多样化的贸易关系和更加丰富的投资机遇等，来强化双方的经济关系，那必将大有裨益。
《财经》：您同中国打交道26年多，非常了解中国国情。您如何看待新阶段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和潜力，双方合作有哪些新的着力点？您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和特朗普政府打交道？
亨利•保尔森：中美关系始终面临压力，但在今后一个时期，这种压力将比过去一段时间更加沉重。因此，目前我们应该谨慎从事，认真考虑一下稳定、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为何对两国都有利。我说过，我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尽管两国在战略上和经济上是竞争对手，但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仍必须寻找到合适的途径来合作应对恐怖主义等全球性的安全挑战，同时，还必须与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支撑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商界一直支持发展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但时至今日，许多美国企业都认为外商在华的经营环境正在恶化。政府加强了管制，增强了监督，对许多领域给予保护，而且针对商业企业，包括美国的商业企业，出台了一些新的法律法规，这必将影响到美国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机遇。让美国企业受害尤其深重的是知识产权网络盗版问题。这削弱了美国企业对中美关系的支持，降低了它们与中国合作的意愿。
历史上，商界合作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帮助我们度过了不少艰难岁月。中美两国应共同努力，促进商界合作。
《财经》：您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可以在哪些领域拓展和深化？
亨利•保尔森：未来前景可期的商业合作领域是，探索能够改善资源利用效率的经济增长新动力。保尔森基金会合作发起的的可持续城镇化CEO理事会由来自中美两国顶尖企业的19位首席执行官组成，旨在探索能够提高资源效率的智能型城镇化发展方案。我们希望，理事会成员企业正在合作开展一些项目能够成为样板，在中国各地推广。
另外，中美两国非常有必要合作创建新的国际融资机制，动员私人资本投资能够提高资源效率的项目和实践，以推动经济增长，这也是巨大的机遇之所在。保尔森基金会正在与中国人民银行合作，为建设绿色项目融资市场制定发展路线图。同时，基金会还以非商业顾问机构的身份，参与发起了“中美建筑节能与绿色发展基金”，探索政府与私营资本合作模式。
总而言之，尽管全球经济向低碳模式转型需要巨额资金支持，但我们别无选择，也无法承担不转型的后果。这方面的需求非常巨大。据测算，十三五期间中国要为此投入1.6万亿美元，但政府表示只能承担10%。中美两国——从企业界到政府——可以合作助力绿色发展。
《财经》：您在离开财政部后创立了保尔森基金会，致力于“推动中美两国的可持续增长”。您认为中美双方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应如何加强沟通和协调？过去多年美国与中国的交流策略有何变化？
亨利•保尔森：我一直认为，中美两国要保持定期、坦率的高级别对话，以避免误会和错误的行动。另外，以我20年来的经验，我认为发展私人关系也有助于解决复杂的问题。我在美国财政部时，我们启动了战略经济对话，为一些紧迫的经济问题寻求长期的解决方案。离开财政部后，我创立了保尔森基金会，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我们致力于推动私营部门的项目合作，为继续开展这类对话搭建平台。
过去几年，两国经济不断发展，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保持定期沟通也变得越发重要。我相信美国新一届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将继续与中方保持某种高级别的双边对话。
《财经》：您忙碌于本职工作之余，还是一位观鸟者和环境保护者。您如何看中国的雾霾天，为了保护环境，经济增速和繁荣是不是应该放慢脚步？
亨利•保尔森：我终生支持生态保护事业，同时也坚信市场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我相信，要想实现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必须有一个健康的环境。当然，我也认识到，中国在短期内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这种挑战尤其严峻：如何在向着更环保、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变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
这需要中国领导人拿出勇气和远见，马上采取必要的措施，从长远角度保障人民健康、保护环境，促进经济良性增长。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将带来新的、清洁的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可能会遭到一些损失，但如果我们今天不采取行动，未来就将面临更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环境破坏恶果。
我明白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但这是向服务和消费驱动模式转型的必要内容。中国领导人曾表示，过去几十年那种依靠国家投资和出口实现的高速增长，长期看来已经不可持续，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环境角度来看都是如此。政府能够承诺经济转型，努力形成一种使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本保护更加平衡的经济模式，这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希望这一承诺尽快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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